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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女性诗歌，晚明以降，蔚为大观，至清代康乾时期，达于极盛。汪启淑所编《撷芳集》就是能够反映这一盛况的诗歌总集。此书辑录清初至乾隆末年约150年间女性诗歌6000余首，诗人1900余家，序跋、碑状等生平材料40余万字。笔者参校400余种文献，完成了此书的校补工作。作为“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项目”的最终成果，《撷芳集校补》（全4册）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此书进一步加强了《撷芳集》以生平材料见长的特色，全面反映了康乾盛世闺阁吟唱的主要精神风貌。

岭上白云朝入画樽前红烛夜谈兵

——康乾盛世的闺阁吟唱

文|付琼（浙江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

1.闺阁体与脂粉气

清代有别集可考的女作家3900余人，是此前历代总量的10倍还多。乾隆盛世女性诗歌的繁荣，不仅体现在作品数量上，还体现在更为本质的方面——“闺阁体”作为一种诗体的成熟。“脂粉气”是它的标签。

康熙时期，唐孙华说：“夫闺阁之能诗者，间或有之，大都斗叶俪花，施朱和粉，短章小言，娟妩媚而已。”（《凝翠楼集序》）显然不满于其脂粉气。

乾隆时期，女作家沈彩则说：“夫诗者，道性情也，性情者，依乎所居之位也。身既为绮罗香泽之人，乃欲脱绮罗香泽之习，是其辞皆不根乎性情，不根乎性情，又安能以作诗哉！”（《与汪映辉夫人论诗书》）认为身为绮罗香泽之人，就应该写绮罗香泽之诗，否则就是脱离“所居之位”的矫情。

二人对闺阁诗是否应有脂粉气，可以说针锋相对，基本代表了保守的男性作家与进步的女性作家之间的分歧。

今天看来，闺阁体之所以自成一品，正在于其“脂粉气”，也就是源于女性立场、女性视角和女性气质的显而易见的女性特征。“女性立场”是指站在女性利益上说话，从而使其作品获得一种从男性立场难以发现的女性性别自信。在古代的中国，妇女的地位是以男性为坐标的，而王微玉却说：“男儿封侯妾何有？要取黄金自悬肘！”（《咏木兰》）庄焘则说：“楚王霸业已成空，留得花枝舞晓风。垓下歌残红泪湿，从来儿女即英雄。”（《虞美人》）此处“儿女”是“儿女子”的简称，专指女性。褒贬之间，男女有别，与王微玉诗的性别自信正复相同。又如徐德音《出塞》：“六奇枉说汉谋臣，此日和戎是妇人。能使边庭无牧马，蛾眉也合画麒麟。”此诗贬抑“须眉”而揄扬“蛾眉”的倾向，也源于诗人的女性立场。这个立场以及由此而来的性别自信构成了脂粉气背后的内在风力。女性对某些物品往往有比男性更加敏锐的感受，形诸咏歌，也能自出新意，这就是“女性视角”。黄媛介《南湖竹枝词》：“嘉兴美女惯浓妆，绝样南珠间翠珰。广袖绣完裁四帛，外头单罩紫绡裳。”陈麟瑞《闺词》：“闺中喜作道家妆，云锦裁成绿羽裳。学戴星冠簪日月，侍儿齐绾髻双双。”广东海澄县的巧娘《春日冶游杂诗》：“载酒寻春上海航，银盘先送吃槟榔。南人真是多情种，不惜缠头脱鹔鹴。”姜素英《苏台竹枝词》：“黄鱼时节楝花飞，吴女厨中雪刃挥。分贮瓦盆赠同舍，郎从海口贩鲜归。”描绘丰衣足食的盛世景象，给人带来风俗画一般的新鲜感。又如王湘波《萍乡道中》：“水村山店总离情，愁听千林杜宇声。赖有不殊乡国处，儿啼犬吠与鸡鸣。”“鸡鸣犬吠”是乡村和平生活的传统意象，诗人在这里加上“儿啼”，就赋予了乡村生活更有人情味的内涵，显然得益于母亲的视角。

清陈枚《月曼清游图册》闺阁体最本质的特征在于中国式的女性气质，即偏于感性、略带妩媚又颇为矜庄的审美特质。清代女诗人多为画家，其诗作往往“诗中有画”，具有画面般的感性冲击力。黄汝蕙《杨柳词》说：“几日春光到柳条，临流细学楚宫腰。西湖十里桃花路，又送莺声过六桥。”有色彩，有动静，有空间，有层次，有转接，写出了早春西湖的生动景象。卞梦珏《湖楼》云：“一湖幽况送诗篇，画阁初晴暮卷帘。两岸烟岚飞鹤点，数声钟磬醒鸥眠。山从虚镜遗真影，塔向空天立自然。多少白云分片段，悠悠竟与远峰连。”写湖楼所见西湖晚晴时的景致变化，诗情画意，浑然天成。再如江昙蕊《赠湘筠侄女》：“不倩新妆竞画图，吟花昨夜醉流酥。黄莺唤起娇无力，半亸香肩小玉扶。”妩媚动人。这样的诗句出自男性之手，可能有些做作，出自女性之手就显得自然贴合，妙不可言。不过，女性诗歌中的妩媚是有严格限度的。诚如吴年所言，“若乃身为女子，评花问柳，语苟涉乎微嫌，即噤口摇手，相戒而不敢出。”（《雪庭稿自序》）又如（美国）曼素恩所论，“至于女人的情欲，在盛清时期的中国，罕见直接的表述。”（《缀珍录》）这一矜庄的特征是传统文化打在闺阁诗上的深深烙印，使其妩媚而不至于艳冶，从而与男性的同类诗歌区别开来。

2.闺阁雄音

主流诗坛对闺阁体“脂粉气”的讥评，迫使部分女诗人“故为刚厉之言”（何飞雄《望云阁诗集序》），以便获得舆论的认同。也有女诗人，或者本来刚烈，或者学养富赡，识见超拔，心胸朗彻，与当时优秀士大夫相比，亦无愧色，发而为诗，自然英姿飒爽，与“故为刚厉之言”者有别。诚如清人所云，“闺诗多有带英气者”（《西皋外集》），这是乾隆盛世闺阁吟唱的又一突出特征。比如被其父王思任称为“身有八男，不易一女”的王端淑，有“七寸小臣刃，五步大王头”（《题蔺相如传》）之句，一时称其豪拔。再如柳如是“轻财好侠，有烈丈夫风”（徐釚《本事诗》）。顾若璞与士大夫宴坐，“则讲究河漕、屯田、马政、边备诸大计”，其诗文多“经济大篇”（王士禛《池北偶谈》）。朱中楣“凡朝政之得失，人才之贤否，与夫古今治乱兴亡之故，仕宦升沉显晦之数，未尝不若烛照而数计”（李元鼎《随草序》），“所为诗，规模韦、杜，雄浑方严，具有烈丈夫气，概不徒以风韵取胜。每一篇出，艺林传诵，称曰远山夫人，隐然香奁盛事云”（《西江诗话》）。显然，这类“雄浑方严”的诗要比看起来充满脂粉气的诗更容易进入话题中心。毛奇龄女弟子徐昭华有一首《塞上曲》：“彍骑三千出汉关，雕戈十万卧燕山。月明近塞频驱马，尚有将军夜猎还。”清刚劲拔，就格外引人注目，陈维崧谓其“闺中人作雄词”，吴陈琰将其与“七绝圣手”王昌龄的边塞诗相提并论。

闺阁而有雄音，俯拾即是，而且已经达到很高水平。胡秀温《听伯氏苍头话从军故事》有“终朝罕见禾麦影，经岁不闻雀与蝉，塞马黄羊遍地走，豺狼狐豕相摩肩”之类的描述，颇为雄肆。钱纫蕙《度梨关》：“迢递逾梨岭，肩舆胜两骖。雄关限闽越，幽境极东南。地暖常多雨，云开忽作岚。乡闾望不极，聊复上尘龛。”笔力雄拔。

乾隆时期，江苏宿迁县的倪瑞璇“博学通古今，凡经子百家、二十二史、《通鉴》《通考》，以及浮图、老子之说，汉、唐、宋大家之文，皆熟复而融贯之”（瞿源洙《箧存诗稿序》）。创作“时艺约二百余首，古文约百五六十首，诗约千余首”（徐起泰《继室倪孺人行略》），尤长于七律。其《阅明史马士英传》云：“王师问罪近江濆，宰相中书醉未闻。复社怨深谋汲汲，扬州表到血纷纷。金墉旧险崇朝弃，郿坞多藏一炬焚。卖国仍将身自卖，奸雄两字惜称君。”大意谓马士英奸而不雄，一无是处。此诗断制斩截，词情淋漓，气度沉雄，非同凡响。

清冷枚《春闺倦书图》清初女诗人兼画家吴琪过着“岭上白云朝入画，樽前红烛夜谈兵”（陈维崧《妇人集》）的生活，可见妩媚与英气本不相妨，其流风所被，遍及大江南北，康乾盛世的闺阁吟唱，正可作如是观。如果撕下贴在闺阁体上的“脂粉气”标签，将闺阁吟唱的所有内容纳入闺阁体中，则闺阁体并不排斥沉雄厚重之作。安徽歙县的毕著（字韬文）“随父宦游蓟邱，父与流贼战死，尸为贼掳。众议请兵复仇，韬文以谓‘请兵则旷日，贼且知备’，即于是夜率精锐劫贼营。贼正饮酒，兵至，骇甚，韬文手刃其渠，众遂溃。追之，多自相践蹈死。乃舆父尸而归葬于金陵。”（沈德潜《国朝诗别裁集》）其《纪事》诗详述此役云：“吾父矢报国，战死于蓟邱。父马为贼乘，父尸为贼收。父仇不能报，有愧秦女休。乘贼不及防，夜进千貔貅。杀贼血瀌瀌，手握仇人头。贼众自相杀，尸横满坑沟。父体舆榇归，薄葬荒山陬。相期智勇士，慨焉赋同仇。蛾贼一扫净，国家固金瓯。”当时只有二十岁。后来嫁给昆山王圣开，荆钗布裙，眉案相庄。其《村居》云：“席门闲傍水之涯，夫婿安贫不作家。明日断炊何暇问，且携鸦嘴种梅花。”其诗歌也由阳刚转而变为阴柔。可见闺阁吟唱总体上偏于阴柔，其实不乏阳刚之作。有的甚至难分刚柔。如邵飞飞的父母贪图钱财，将其卖为人妾，后为大妇所不容，竟转配给家奴。其《薄命词》云：“挑灯含泪迭云笺，万里函封报可怜。为问生身亲父母，卖儿还剩几多钱？”柔中带刚，正是在这个维度上体现了闺阁体的又一独特性。

3.时代自信

乾隆盛世的闺阁吟唱不仅有儿女情、英雄气，还充盈着时代自信，它与性别自信一起，成为盛世吟唱的突出表征。黄嫆《渔者》云：“绿水青山春复秋，浮家漂泊却无忧。花开古渡千杯酒，风满寒滩五月裘。岂有浑流堪濯足，只应荆布惯蓬头。圣朝况是宽渔税，尽许偷闲狎鹭鸥。”“浮家漂泊”的渔民之所以沉浸在“千杯酒”“狎鹭鸥”的“无忧”生活享受中而没有危机感，是因为相信“宽渔税”的政策不会改变，其对于时代的自信不言而喻。

不过，盛世并不意味着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顺境中的自信不难而易成，逆境中的自信难能而可贵。一个人身处逆境之中，仍然充满对未来的希望，仍然坚守高尚的情操，这种自信才是有底气的自信。这个底气是个人才具，尤其是伟大时代，可以说来源于伟大时代的自信才是最广泛最深刻的自信。

乾隆时期，浙江秀水县的徐锦嫁给塾师朱辰应，全家只有一床被子，生活十分窘迫。朱辰应说：“予尝馆于外，家惟一被，携以去。至冬，妻拥败絮，有覆无荐。每日之夕，伺儿女熟睡，即篝灯操作，漏三鼓，瓶火熸灭，两齿相搏，矻矻有声，则绕室环走，令暖气自内出，即又操作如故。既解衣，儿女体若冰结，哺以乳，辄恶呕，以故儿女都不能长养，而妻亦以此弥年疢疾萦其身。”（《亡妻行略》）但徐锦“高情朗韵，曾不因之少挫”，所作诗“风骨遒峻”（严蓉《红余小草跋》），没有半点可怜相。其《咏盆松》云：“自经剪拜别华峰，白鹤青鸾不复逢。屈抑贞心虽困守，正全高节避秦封。”又云：“栏下窗前聊自安，于今谁作栋梁看。任他挫折凌霄志，劲节依然傲岁寒。”在花盆的“屈抑”之中，从“华峰”移来的松树已无法成为栋梁之材，但那种“傲岁寒”的品质并没有因为环境的突然改变而改变。

再如孙凤台《除夕》云：“病鬼贫魔扰一年，今宵甘分灶无烟。枯肠饥后如冰冷，瘦骨寒余似铁坚。且爇炉香延永夕，何须杯酒断愁缘。儿曹好学谋生计，只种心田与砚田。”大年三十，贫病交加，已经断炊，也没有酒可以浇愁。其实即使有酒，也无愁可浇，因为自己骨似“铁坚”，能够耐得这份饥寒。甚至正是得益于饥寒的磨砺，她的内心变得更加坚强，文章写得更加精彩。她不仅没有后悔自己的选择，还要求她的“儿曹”像她一样“只种心田与砚田”。

又如安徽桐城盛氏，三十八岁嫁给江苏溧阳孝子潘天成。潘天成“胸罗万卷，囊乏一钱，气欲凌云，家徒立壁”，贩负以养其亲，又师从当时著名科学家梅文鼎，学问大进。盛氏钦佩其德才，敛衽行师弟子礼，康熙三十年（1691）为其作励志诗云：“君是江南一伟人，糟糠不弃得相亲。志怀古道何妨傲，才过时流岂厌贫。补就寒衣肠寸结，借来村酒饮三巡。莫愁纸阁秋风冷，灰却男儿四海心。”一对平凡的夫妻居然有如此强烈的自信，这份自信来源于个人的才具和品德，也来源于那个非凡的时代。

另一位“难女”刘兰馨，早年“遭家变，携老婢跋涉南北风尘间，卒能脱母于祸”，“以抑郁惨怛之忱，不得已而托之歌咏”，欲借此“破无知之口，发不平之气，使一点灵台，不致泯灭”（聂皓《黹余偶得序》）。其《赠义侠岚峰邵人》云：“青天碧海恨茫茫，幽怨难教话短长。涉险履艰宁己事，披星戴月为谁忙？古心发处人如学，浩气生时道合刚。自昔草茅多节侠，安能国史尽评章？”可以说于艰苦卓绝中锤炼出一副大关怀、大心胸，歌颂义侠不计艰险、救难扶危同时，何尝不是歌颂自己小小年纪对整个家庭的担当！我们同样可以从这一份绝大的个人自信中看出源于时代的自信。

总之，康乾盛世的闺阁吟唱有脂粉气，也有英雄气，有小关怀，也有大关怀，有性别自信，也有时代自信，有高韵深情，也有精思妙理。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的文学女性是中国文学的积极建构者，而不是无动于衷的袖手旁观者和人云亦云的被动接受者。闺阁诗作为一种独立诗体的成熟及其取得的巨大成就，有力地表明，近现代中国女性文学的崛起是中国古代女性文学特别是康乾盛世女性文学的逻辑延伸，而不是西方外来文化单方面影响的意外结果。现行中国文学史对古代女性文学成就的惯性漠视和对近现代女性文学崛起的外向溯因，有悖于文化自信的时代旋律，是一个值得反思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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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撷芳集》八十卷，是乾隆末年成书的清代女性诗歌总集。编者汪启淑（1728-1798），字慎仪，号秀峯，又号讱庵，安徽歙县绵潭村人，以经营盐业寓居杭州，后捐纳入仕，补工部都水司员外郎，官至兵部车驾司郎中。他是清代中叶著名藏书家、印学家和诗人，其开万楼、飞鸿堂藏书数十万卷，自称堪与绛云楼、天一阁、汲古阁等媲美（汪启淑《水曹清暇录》）。四库开馆时，汪氏进呈图书500余种，深受乾隆帝嘉许，其中为《四库全书总目》著录者近300种。汪氏饶资财，好交游，所交多海内名宿，曾与杭世骏、厉鹗等结社，因而闻见甚广。其诗歌创作与游踪相伴随，因地成集，记述见闻，描绘古迹，偶寓感慨，诗集有《绵潭渔唱》（《飞鸿堂初稿》《兰溪棹歌》《学稼吟》《瓯江游草》《邗沟集》《客燕偶存》《漱霞轩诗钞》《春游小咏》《于役新吟》等。嗜藏印，制谱行世，有《飞鸿堂印谱》《秋室印粹》等近三十种。

《撷芳集》现存乾隆三十八年汪启淑飞鸿堂自刻本。全书80卷，收诗人1853家，诗作6029首，是第一部大型清代女性诗歌总集，也是清人所辑的第二大清代女性诗歌总集。其最大优点是汇集了大量女诗人的传记材料，于“地志家乘，丛编杂记，一切刻本所载，无不遍采”（沈初《撷芳集序》），并将这些材料逐项隶于各诗人小传之后，少则数百言，多则数千言。其数量之巨，来源之富，为历来诗歌总集所不及。具有极为重要的文献价值。整理者付琼教授以三百余种清代女诗性诗歌别集和数十种清代诗歌总集为据，对诗集作了细致的校阅；并辑补了诗人生平和诗集版本方面的大量材料，系于原诗人小传之后，于诗人生活时代等方面的考证用力尤勤，创获亦多，颇具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