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王蒙这样评价毕淑敏的出现：“她确实是一个真正的医生，好医生，她会成为文学界的白衣天使。昆仑山上当兵的经历，医生的身份与心术，加上自幼大大的良民的自觉，使她成为文学圈内的一个新起的、别有特色的、新谐与健康的因子。”

1998年开始，毕淑敏攻读北师大心理学硕士和博士课程，成为国家注册的心理咨询师。她开了诊所，直面一线的心理咨询者，并通过一系列心理学案例的“非虚构”写作和演讲，治病救人。

在我眼里，她是一位温暖有爱的作家、悲天悯人的医生，秉承了鲁迅的文学传统，作为行动中的理想主义者，以笔为旗，身体力行，用文学和医学的叠加，在暗夜中，用爱与希望点亮生命之灯。

我喜欢她的作品。1995年夏天，我在北京第一次采访毕淑敏，当时的访谈叫《生命，永远的追问》。时隔二十四年，2019年12月5日，我在北京再次采访毕淑敏，时间长达四个多小时，话题涉及科技未来、心理学、教育，最后回到文学。

毕淑敏家的客厅，挂着一幅巨大油画，取材于西藏阿里的山川地貌，油画左下角，有一个红十字帐篷和一匹白马，描绘她当年在西藏阿里军分区当卫生员的经历。这是一个喜欢毕淑敏作品的画家，依照从她文学作品中得来的印象，倾心创作出来的，然后把这幅画送给了她。我的采访，就从这里开始。

——张英

毕淑敏,1952年生于新疆。1969年入伍，曾在西藏阿里工作十一年。1980年转业回北京，先后获文学硕士、心理学博士，曾从事心理咨询工作。著有长篇小说《红处方》《血玲珑》《拯救乳房》《女心理师》《鲜花手术》等。曾获庄重文文学奖、陈伯吹文学大奖及《当代》《昆仑》《小说月报》《北京文学》等刊奖项。

张英,曾为《南方周末》高级记者、腾讯网文化中心总监。著有《中国文化现场》。现供职腾讯网，《腾云》杂志执行副主编，腾讯华文好书奖、阅文·探照灯书评人奖创办人。

生死之外，都是小事

张英：医生的工作对你的作家生涯的影响，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体现在哪里？

毕淑敏：医学对我的影响，最重要的是唤起了我对生命的的珍视。我从事医学二十多年，这是一个很长的时间，对我影响甚大。有人常常说起鲁迅的弃医从文，但鲁迅并没有真正当过医生，他医学专业还没毕业就离开了，没有进入临床工作。郭沫若刚开始也是学医，进入临床实习后，因他小时候得过热病，听力受损，戴上听诊器却听不到病人的心音，只能放弃从医。

我在西藏时，并没有想到今后要写作，而是一门心思埋头学习医学知识。多年的医学训练，让我无法放弃一个医生的眼光。我写作的时候，很崇尚真实。医学这个职业，涉及人的生命，医生必须务实。你很难看到一个表情行为特别乖张的医生。医学训练让我严谨冷静，注重精确性。

其次，我深刻尊崇众生平等。无论这个人有着怎样的外在，他的身体一旦被打开，内部的器官在解剖学上高度相似。众生平等，不仅仅是一种理念，而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这对我的内心留下了非常强烈的烙印。有读者朋友对我说，从我的小说里，能看到一种浓烈的人道主义精神。我觉得这要归结于我受过的医学训练。年头长了，浸染引发出来。

我后来学习了心理学相关知识，认识到人的身心一体。人不是一个纯粹装着各个器官的皮肤容器。人的心理也不是虚无缥缈的一部分，就像脑科学一样，其实都有准确的定位，蕴含着我们很难破解的部分。人的身心应和谐统一。

这些提高了我的观察力。中医说“望而知之谓之神”，“神”我们做不到，但可以朝着这个方向努力。西医虽没有这个说法，但也号召医生要仔细观察。观察不仅仅限于他的表面现象，还要去探索他的内在。

心理医生的训练，让你能见微知著。从一个人的一个小动作，或是一个表情，或者他的口头语，有可能分析出深层的东西。

张英：十六岁当兵，怎么就去了西藏？

毕淑敏：1969年，我应征入伍，特别想当一个通信兵。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先坐火车，然后是十二天汽车，一路跋涉，千辛万苦，抵达西藏阿里军分区。它的前身是阿里骑兵支队，我们五个女战士，是那里的第一批女兵。

十六岁离开北京，来到西藏，对于花季少女的我来说，直接掉入了冰雪季。一路上，雪山连绵不断，高原空气稀薄，满目荒芜。人缺氧时会喘不过气，如同老太婆。可以说，从灵魂到身体，都受到极大震动。

那时的我无法想象，世界上竟还有如此荒凉、如此遥远、如此悲壮并且完全不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

阿里高原平均海拔高达四千五百米，氧分压只有海平面的一半多一点。在那里，活下去是每个人每天必须面对的问题。

有一次军事训练，风雪之夜，部队要穿越无人区，翻越六千米的高山。寒风刺骨、极度缺氧，所有的身体感官都在经受痛苦。肺压得像纸片一样，无论如何努力都不能吸进足够的氧气，大脑因为缺氧，不断呈现空白甚至出现幻觉。

我身背枪支、弹药、红十字包，加上背包，负重将近七十斤。泰山般压在身上，举步维艰。从半夜出发到目的地，总计六十公里。无法忍受时，我第一次想到了用死亡结束这地狱般的行程。

到下午四点，才走了一半路程。我决定自杀。再也走不动一步，肺里吸不到一点氧气，只觉得自己要吐血。高原的夜晚来得非常早，当时我决定不再活着了，找个悬崖，纵身而下。这样，一是自己解脱了，二是别人分辨不出我是自杀，就能得到“烈士”名声。对我个人没什么用了，但家里人知道我的死讯后可能比较容易接受一点。

最后，我还是没有跳下去。因为身旁就是战友，我若滚下去，也许会拖累别人，人家并不愿意死啊。我在极度寒冷中，走完了最后的路程，到达宿营地。这种极端体验，让我突然间对生命的理解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张英：你在西藏阿里当兵的时候，是属于全科医生吗？

毕淑敏：在阿里时候，还没有“全科医生”这个概念。因为距离上级野战医院有一千二百公里之遥，我们必须掌握诊疗各种疾病的本领，在某种意义上说，也算“全科医生”了。当地牧民，称我们为“金珠玛米”的曼巴。我问他们这是什么意思？他们说是——“砸碎锁链的兵的医生”。

那时，边疆条件较差，无法细分那么多科目，不管什么样的病，来了你都得看，治病救人，手起刀落。你要是把患者转院，颠簸一千二百公里，那人很可能就死了。环境形势所迫，你“内外妇儿”都要去救。转业回到北京以后，我就专心做内科医生了。

在西藏当兵，距离死亡非常之近。面对年轻战友的生命突然消失，会受到强烈震撼。战友牺牲，尸体无法火化，都是就地土葬。山高路远，万里迢迢，他们的亲人也无法赶来追思。我们这些女卫生员，为他们整理遗容，擦拭尸身，成为他们最后的送行人和祭奠者。

一名边防战士急需输血。一个连的适宜血型都几乎抽光了，连长着急说，再这样抽下去，如果有了战斗任务，我连的战斗力会受损。后来一查血型，我的血型和那个战士相符，我们班的女战士就抽血给他，我也在其中。最终救活了这名战士。我当时特别高兴，觉得这真是鲜血凝成的友谊。

我曾经对家里人说，如果我去世，火化的时候，给我穿上旧的丝绸衣服吧。它很容易燃烧，又比较舒服。这个念头在我很年轻的时候，就存在于心。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一厢情愿地以为死亡遥远，是他人的事。感谢藏北经历，让我在年纪轻轻时，就知道死亡必不可免，生命万分脆弱。

可能因为我做过医生，在这个问题上，我清楚地认识到：死亡是每个人必然要遭逢的事。人从出生开始，就向着生命的终点挺进。既然死亡是人类的最终目的地，就不应该回避它。在循序渐进的过程中，没有抵达终点之前，要尽力使自己的生命丰富，尽力使人生少遗憾，多一些幸福和完美。然后，顺其自然，平静抵达终点。

张英：你早期的《雪山女兵》等小说里头，写的都是战友的真人真事，让人震撼，和平年代里的人是没法想象的。

毕淑敏：西藏阿里是未定边界。你在地图上会看到那个标识，指的是和印度的未定国界。作为中国军人，你必须站在那儿执勤，必须守住阵地，不然边界上很可能出现摩擦，甚至发生大的流血事件。

战友牺牲后，给卫生科送来遗体换尸衣。我见过一个士兵的腹部中弹，腰腹贯通伤。肠子流了出来，战友就把一个饭碗扣在他的肚子上，想给他的肠子保暖。于是饭碗和一堆流出的肠子冻成一个血色冰坨。

没法换尸衣。军服没有那么肥大，肚子上鼓出一大堆，扣不上扣子。有人建议把碗拿下来，用酒精喷灯解冻。我实在不忍心让已经牺牲的烈士受苦，决定把这个碗一起下葬。找来最大号的新军装，从背后把衣服剪开，总算给他穿上衣服。从正面看，还挺威武的。

当时的西藏阿里军分区卫生科领导，现在都快九十岁了。如今战友聚会时，他对我说，你当时是班长，我给你派了任务，让你们十几岁的女娃娃给赤身裸体的牺牲战士擦洗、换衣服、清理浑身血迹……对不起你们啊……我跟他讲：您千万别这么说。牺牲战友就是我们的兄弟，他的亲人不能送他，我们就是他的妹妹们，这都是战友应该做的事儿。这些经历，对我的三观有很大匡正。

张英：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被彻底改变了。

毕淑敏：从十七岁到二十八岁，我一直在西藏阿里军分区，人生最宝贵的日子，都是和人的生与死有关。加上当医生的经历，自然会让我的作品对于人的生命倾注热情和关切。生命，光有长度是不完整的，还得有质量。你活的心境凄惨，生命的存在变成完全在感受痛苦，是不正常的。事在人为，可以调整改变。我学习心理学之后，发现人是可以改变的，人能够换一个角度看这个世界。

那时几乎无书可读。唯一的图书是部队发的《鲁迅全集》。完整的一套书，每天工作忙完，就在夜里看书，认真地把《鲁迅全集》看了几遍。

鲁迅说他的的确确是常常在解剖他人，更多的是无情面地解剖自己。我当时不理解，现在明白了。最好的文学作品，是从解剖自己下笔。

在阿里高原时，有一天，我们用担架抬着患肝癌病故的牧羊人，爬上人迹绝踪的山顶，实施“天葬”。面对苍凉旷远的高原，俯冲而下的秃鹫，粉碎的身体器官，想起牧羊人生前的笑容……惊心动魄的摧毁与重生。我在营地黑板上写了一首小诗，被偶尔上山的军报记者抄去，发表在报纸上。

现在西藏当兵，不会让内地人在那里工作那么久了。我在的那个时候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尚没有轮换机制，现在的情况好多了，几年换一次。

我特别想表达对生命的关注

张英：你转业回北京后，开始文学创作。王蒙评价你说：“真的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毕淑敏这样规规矩矩的作家与文学之路。她太正常太良善，甚至于太听话了。”

毕淑敏：我回北京后，转业在北京铜厂当卫生所所长。1986年，当时我三十四岁，试着写了处女作《昆仑殇》。完稿后，是我爱人骑车把小说送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当时军队有本杂志是双月刊，叫《昆仑》。他们在完全不认识我的情况下，看了稿子，发在了1987年的《昆仑》第四期头题。

当时对我来说，初试写作，作品投稿到哪儿，最终能不能发表，似乎并不是最重要的事儿。最重要的是把它写完了，我心里的话说出来了。写完后，是我先生骑着车，把文稿送到了解放军文艺社。因为他想起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那部小说中，保尔·柯察金写了一篇稿子，在邮寄过程中丢失，为此差点自杀。他说，还是自己送去比较保险。

在那之前，我没写过短篇，没在刊物上发表过任何作品，连篇散文都没有。当时编辑部看这个小说以后，都在说这个小说是不是哪个男作家化名写出来的。后来又觉得写的是西藏边防部队，没有那儿的生活经历也写不出来，作者的名字又是个女的，有点奇怪。

他们约我到杂志社编辑部谈稿子，提了个要求，让我和我先生一块儿去。我当时不明白是何用意，后来发觉他们想看看是否我丈夫代笔。交谈中，特别是涉及小说中的细节，我先生完全不知道，都是我来回答，他们方才确认这个稿子是我写的。

写了两个中篇小说后，1988年，我就读鲁迅文学院和北京师范大学合办的研究生班。同学中有迟子建、严歌苓、刘震云、莫言、余华等。上学后，我觉得也可以试着写写城市生活、医学题材什么的。

张英：王蒙还评价说：“毕淑敏即使做了小说家，似乎也没有忘记她的医生的治病救人宗旨，普度众生的宏愿，苦口婆心的耐性，有条不紊的规章和清澈如水的医心。她有一种把对于人的关怀和热情、悲悯化为冷静的处方，集道德、文学、科学于一体的思维方式、写作方式与行为方式……”我觉得王蒙的话很对。像《红处方》这个作品，你是抱着怎样的责任感去写的？

毕淑敏：没有人安排，是自己主动写的。《红处方》那个年代，社会上吸毒现象萌生。我作为一个医生出身的作家，对此不理解，有危机感。

别的天灾人祸，比如得癌症、心血管疾病，有些客观的遗传因素，某种程度的身不由己。可是一个好端端的人，怎么能主动去吸毒，做故意残害生命的事情呢？我到戒毒医院实地深入生活，还采访了相关的专家。我把来龙去脉搞清楚了：人在觉得幸福的时候，大脑皮层会分泌一种物质叫内啡肽，而吗啡的化学性质，恰好模仿了人在幸福时候的那种物质。我很想用自己的笔，说清楚这件事情。毒品为什么有那么大的诱惑性？为什么有那么多人铤而走险去尝试它？因为开始的时候，它不让你觉得那么可怕，会让你感到一种病态的满足。那是很飘浮很放松的感觉。你一旦上瘾，就难以逃脱它邪恶的魔爪。

写《红处方》的动机，来自对生命的责任感。想通过自己笔下的文学作品，起到警示作用。通过故事主人公简方宁选择自杀去殉圣洁的事业，以此昭示人类的信念有远超于毒品之上的力量。

张英：后来，《红处方》的社会反响很大，又拍了电视剧，你为什么没有写剧本？

毕淑敏：在《红处方》里，我特别想表达对生命的关注。人性中有许多黑洞，生活中隐藏着太多陷阱，我想用一个作家的良知去提醒人们的注意。

《红处方》的电视剧我看了。小说和剧本，还是有很大差异。我尊重改编者。直到现在，我没写过电视剧本。术业有专攻，我对剧本写作没有专门研究，很可能做不好。

张英：《血玲珑》特别像一个非虚构的新闻，那个小说是怎么来的？

毕淑敏：这个小说，最早来源于我当医生的时候，看到过类似的病例。孩子死了，我想到如果再有一个孩子，是否可以做骨髓移植。当时的中国医学还没有进展到那一步。

《血玲珑》电视剧播出后，有一个电视台跟我说，现在真的有这种疗法了，你愿不愿意和这样的家长见个面聊聊？一定是个很感人的节目。我说，祝福那个家庭幸福。我写的只是一个虚构的小说。谢辞了。

“非典”病毒和文学创作

张英：《花冠病毒》这个小说，讲述的是人类和病毒之战。在你创作生涯中比较特别，是你深入抗击“非典”一线采访写出来的小说。

毕淑敏：2003年初春，“非典”病毒病例在北京出现，之后开始大流行。凭着医生的敏感和职业特点，我当时就很忧虑，心情很不安。

我相信老祖宗说的“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设想自己若是得了“非典”，怎么办？

作为内科医生和心理医生，我写了一篇文章《假如我得了“非典”》，发表在了5月份的《北京日报》上。它代表着我对病毒的认知，也代表我对死亡的思考和态度。

我在那篇文章中写道：“假如我得了‘非典’，我会遵从隔离的法律。尽管我一直坚定地主张人应该在亲人的怀抱中离世，让死亡回归家庭。但面对大疫，为了我所挚爱的亲人，为了我的邻里和社区，我会独自登上呼啸的救护车，一如海员挥手离开港湾，驶向雾气笼罩的海洋。”

文章发表后，有朋友跟我说，我是个乌鸦嘴，不应该写这个文章，不吉利。但也有朋友说，他本来很怕这个病毒，看了我这篇文章，反倒变得不那么害怕了。这场“非典”疫情带来的灾难，让我们对生命本身有了一种反思，应该如何对待自己的人生，过好自己的日子，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世界，都具有了不一样的眼光。

有一天，我接到了中国作家协会的电话，请我参加一个特别采访组，去抗击“非典”前线采访，而且第二天就要出发。按照规定，要求在采访结束前不能回家。

我当时很犹豫。之前，我知道有一些作家报名参加，但是我没有报名，当时我有具体困难。母亲和我同住，已是肝癌晚期。她在密集的治疗当中，我一直照顾她。我要是参加采访团走了，老母亲谁来照顾？万一她有什么意外，我如何面对生离死别？如果我出了意外，染上病毒，她一定会承受巨大的精神打击。

我当时很纠结、很迟疑，跟通知我的人说，让我想一想。母亲在一旁，听到了我的电话。她当时对我说，国家有难，你应该挺身而出，不应该推辞，我会活着等你回来。

在母亲的支持下，我第二天就参加了中国作协组织的这个作家采访团。后来在写《花冠病毒》的时候，我用上了这个细节，小说的开始部分，就是一个女子要放下自己患重病的母亲，奔赴前线抗击病毒。可以说，没有母亲的深明大义，就不会有我的应召出征，也不会有《花冠病毒》的问世。

张英：当时我在《南方周末》北京记者站，我和我的同事都参与了抗击“非典”的报道。

毕淑敏：那时热闹的大街上，看不到行人，没有出租车，公交车也很少。大家很少出门，老老实实待在家里。

我们当时和新闻记者一样，在作协的组织安排下，奔走在抗击“非典”的最前线，我和何建明、王宏甲还有其他几位作家，走访外交部、国家气象总局、北京佑安医院、军事医学院等单位，白天采访，晚上整理采访笔记。

我们采访的对象，从一线的医生、护士，从危险病症中恢复过来的病人，到研制药物的科研人员，甚至到外交部长。这个事件并非只是病毒的孤立事件，而是事关全球的国际事件。

有一位护士，疫病刚开始流行，她就在医院里处理病人的排泄物，也因此被感染了“非典”病毒。父母知道她参与了抗击“非典”的工作，就天天盯着电视看，希望能看到她。后来病毒侵害肺部，她呼吸困难，生命全靠吸氧维持。

怕父母担心，她不敢说自己染病，每天给父母打个电话报平安。病中，气都喘不过来，打电话前她就拼命吸氧，积蓄一点点力气。打通后对父母说，我很好，就是特别忙，正抢救病人，不多说了，挂了啊……小护士后来康复，她说，我血液里有非常强的抗毒血浆，抽我的血浆吧，可以救助重症患者。

张英：《花冠病毒》这部小说在采访后八年才动笔写，九年后才发表出版。这么长的时间酝酿，为什么？

毕淑敏：小说是虚构作品，构思过程有时候会很长。

采访让我收集到了大量的第一手素材，但只有原材料远远不够，我要找到好的故事。还有小说的结构、人物的关系设置等等。特别是主题思想、内涵的意义和价值……都要想清楚了，我才能对自己说，这个小说可以写了。

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读书。我买了很多关于病毒的书，包括《病毒大辞典》，读来很吃力。我当医生的工作习惯，是力求真实，符合逻辑。小说写到的细节、引用的病理，都要有一定的根据。之后再加以虚构的成分，带入想象空间。

地球上，人是一种生物，病毒也是一种生物。据科学家考证，这一古老种系在地球上至少已经滋生了二十亿年，而人类满打满算也只有区区几百万年。细菌、病毒比人类更为悠久。如果把地球比作一间房屋的话，当人类走进这个房间的时候，这个房间所有的地方早已遍布病毒，它们是非常古老的地球原住民。

今天现代人，很少面临险恶的生存环境挑战。我做过几十年的医生，通过深入一线的采访和之后的读书思考，觉得人类必须居安思危——人类和病毒必有一战，谁胜谁负尚还是未知数。作为小说家，我最感兴趣的是，人类怎样面对和病毒之间的长期较量？怎样独自面对死亡的威胁和未知的恐惧？

我想写一种可能会发生的现实。最后我从科幻小说里找到了小说的支撑点。科幻小说也是小说中的重要流派，利用科技前景和未来趋势，展开充分的虚构和想象。我发现以这种方式进入这个小说的写作，是很好的角度。

书里提到的“花冠病毒”，我把它设置为“研究冰层物质的科学家从冰川中钻取出了一根冰芯。在研究的过程中，发现了这种不明微生物，这是已经存活了近十四万年的病毒毒株，它们一直在等待时机东山再起……”

我写这个小说的目的很直接并单纯，就是叩问人类生存的现状。世界不仅仅是人类的，也是病毒的，尽管病毒很低级，但它也颇有杀伤力。人和病毒的相处，就是一门高深莫测的学问。如何相处？病毒是不会思考的，那么作为两者中的另一方——人类的思考，就尤为重要。它的深度直接决定了二者之间的博弈是一个什么状态和最终结果。

我们真正拥有的就是各自的生命，不仅包括身体上各个器官、细胞和血液，也包括我们的心理。虽然世界有阴暗和冰冷，我仍然对人类带有关切和悲悯，愿意用善意关注这个世界，希望人类做出好事情。

张英：为什么小说最终会取名《花冠病毒》，用病毒的名字当小说名？

毕淑敏：我听一位病毒学家讲过，在电子显微镜下，有些病毒非常美丽。我喜欢他的观点与情绪。花冠病毒形态绚烂美丽，和它的凶残形成强烈反差。病毒学家这句话影响了我，所以我起书名时，这个名字涌上心头。

病毒是古老的存在，名字只是标记。病毒是没有思想的微小个体，它无知无觉。它的形状和它所引起的病症，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不适宜用人类的感受来评判病毒。

取名《花冠病毒》，一是警醒，二是比较好记。我在乎的是，在一个精彩的故事背后，能够传达出人在面对灾难时的心理挣扎，在绝境中爆发出来的强大与坚韧，我想对人性、救赎等进行诠释。

张英：你在这个小说里也不忘记传播心理学知识，提到乐观向上的情绪、积极的心理状况，对疾病治疗有很大的帮助作用。

毕淑敏：这不是我主观臆想的，而是确凿的事实，且有大量病案支持。采访抗击“非典”时，很多医生和护士说过，病人康复还是死亡，除了身体素质、病情严重程度、年龄大小、有没有基础病这些客观因素外，病人自身的心理状态极为重要。

有些人，刚入院时病情并不很重，但他的病情和发展趋势，却越来越糟糕；医护人员总结出这类病人的特点：比较悲观，平常人际关系薄弱，危难时刻没有知心亲朋好友的安慰与挂牵，心情黯淡，情绪低落，病情和心情形成恶性循环。

他们说，如果病人缺乏有效的“支持系统”，觉得自己无足轻重，无人牵挂和关怀他们，自卑而无存在的价值感，经常出现负面情绪和低落的自我暗示，导致身体免疫系统无法高效能运转，很可能最终导致不治。这是非常令人惋惜的结局。

反之，那些情绪乐观、天性开朗的病人，人缘关系好，朋友多，有人问询，有家人照顾和关爱的病人，精神、情绪都比较积极的病人，康复的希望就会更大。身体的内分泌和抵抗力系统，高效运转，加上药物作用，病情就逐渐好转，发展的趋势就比较乐观。

所以，如果万一染病，请一定保持坚定的信心和良好情绪，多进行正面积极的思维，让心理能量温暖饱满，它和药物治疗具有同等重要甚至更加重要的作用。要有永不放弃的坚强信念。

我很在意写出人性的复杂

张英：写小说之前，你会有固定的习惯吗，如做提纲、小说的结构图？

毕淑敏：大体安排是有的，特别细致的没有。写作时，大多数情形下，我明白了大致方向，但具体的起承转合，到底是迂回而去还是直接穿插，包括一些旁枝末节的展开，并没有很严格的计划，写的过程中有些部分允许随心所欲。

张英：《拯救乳房》这部小说，如果在今天，很多人可能会把它列为“非虚构”作品，这个小说当时是怎么来的？

毕淑敏：写这个小说的时候，我正在北师大读心理学博士方向课程，教授让我们报方案——每人要带一个心理辅导小组。我当时的设计是带领一个乳腺癌小组，我已经完成了小组的人员征集，都是社会上的乳腺癌病人。但很突然，我妈妈那时候病了，确诊是癌症。

我跟导师汇报了这个情况，导师考虑后对我说，你已不适合再带一个组员都是癌症病人的心理小组了。因为你母亲患癌症，正在经历非常剧烈的情绪动荡，你将要组成的小组成员又恰好也是癌症患者，这种相类似的情况，会让你处在不稳定的状态。一是从保护你的角度来说，这个小组会激化你的心理负担。二是从保护你的未来组员的角度考虑，如果组长情绪有很大波动，对小组组员来说，也不是正向的影响。教授指示我放弃这个安排，停止小组工作。经过思考后，我觉得导师的意见非常有道理，便向已经完成募集的组员致歉，关闭了这个小组。

我后来改带了一个普通大学生的心理成长小组，过程平顺而阳光。小组中讨论的多是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的常见问题，聚焦于人际关系和择业，对自己的童年回忆和原生家庭的剖析……

不过，我对癌症小组的关切一直没有放下。学业结束后，我决定用另外一种方式将这个心愿完成，于是写了《拯救乳房》这部小说。

张英：写《女心理师》的时候，就把心理咨询门诊的经验用进去了。小说如一个俯视图，像《清明上河图》一样，两卷本，特别厚实。

毕淑敏：对，《女心理师》出两卷本，是出版社的一个设计，因为近四十万字的稿子，出一本会比较厚，一般读者接受起来较困难，读着也累。出版社就决定分成上下两部出版。

这个小说的准备时间也比较长，有很多我开设心理咨询中心的实际体验。中国社会的变化太快了，生活节奏太快，人们忙忙碌碌，很少有时间清醒和冷静。很多人，被工作和生活、欲望和需求挟持着，被各种社会潮流包裹着，混淆了方向感，忘记了自己的初心，忘记了什么是人生目标，忙忙碌碌、浑浑噩噩地活着，经常觉得日常生活乏味，也很少有满足感和幸福感。

《女心理师》里，写的就是年轻人寻找自我的故事。命运多舛的贺顿最后当上了心理师，助人自助。在工作岗位上，她遇到许多来访者，看到很多人和事，她发现当下这个时代，人性是如此的斑斓，生活是如此丰富。很多看似奇异的事件背后，都有时代和社会的影子，有人性的逻辑。

我很在意写出人性的复杂。人非常多面，社会亦如此。你知道了人性的幽暗复杂，但依然相信光明，相信人是可以信任的，这就是我想在小说中努力表达的。真实的世界，不能说到处都是阳光，也有阴暗之地，世界复杂而丰富。人类要有信心让自己幸福，要用智慧想办法面对重重问题。

爱情是人类非常美好的一种情感

张英：《鲜花手术》这个小说，也与心理学有关，而且是你唯一写爱情的小说。

毕淑敏：《鲜花手术》是我很在意的作品。

我当兵时，听到过这样一个故事。上世纪七十年代，有个女实习医生，未婚先孕。怎么办呢？传出去两个人都会身败名裂。她就想出了一个主意，让男朋友给她做手术，打掉孩子。这个人工流产的手术，并不算大手术，女医生自己也会做，但她不能自己给自己做这个手术。她觉得手术不难，可以指导着男朋友完成。于是备好了全套器械，让男生动手。男生战战兢兢地开始了笨拙的手术，不料手术过程中，险象环生，遍地血泊。最终发生意外，女生体内大出血，男生慌忙呼救，女生被急送医院抢救。二人隐藏的秘密大白于天下，受到严厉处分。

一个医生怎么会让一个完全不懂手术的人来做这么可怕的事情？时隔三十年，我理解她了。那个时代有那个时代的法则，女生为了自己和男友的前途，出此下策。

爱情是人类非常美好的感情，充满了人性最剧烈的撞击，丰富的跌宕起伏，是爱情具有的巨大魅力。年轻时候你激情澎湃，荷尔蒙的分泌也非常旺盛。心理的、生理的基础，加上社会、外在的各种客观因素交织在一起，惊心动魄。如果一段爱情经历时间很久，身体荷尔蒙已经平息了，重新看爱情，也许有不一样的眼光和判断。

这个故事，对我刺激特别强烈，在我心里埋藏了三十年，那种惊愕感、那种冲击的感觉，让我不得安宁，一直想把它写出来。

张英：你的写作动机是什么呢？一个三十年前的故事，让你不得安宁，原因何在？

毕淑敏：如果一件事情当时感动，过了很久很久，感动依然存在，我就会警惕。觉得一定有未曾察觉的原因深含其中，很想把它表达出来和更多的朋友分享。

在《鲜花手术》里，我想写出主人公黄莺儿身上所具有的那些让我敬重的品质，坚强、勇敢、无畏、坚韧、单纯、执着、冷静、勇敢，敢于承担责任，为了爱情不惜代价牺牲自己……这对一个女人来讲很宝贵。

这故事里面有某种历史的悲剧性，很难说此事正确与否，但这种处理方式，实在太惨烈。那么年轻的生命，用这样一种残酷的方式结束，会让人强烈不安。时代的问题，人的问题，某种阴差阳错……我心里深深地惋惜它。

像《诗经》里描写的爱情，情感激烈，敢恨敢爱，爱憎分明，想怎么样就怎么样，那时候的人，透明单纯，心灵和肉体高度统一，生命纯度和浓度都达到了某种极致。

张英：读这个小说，跟我看严歌苓的《芳华》是一样的，惆怅和难过。人没有办法，人生和命运在时代、社会面前，左右不了自己的命运。但同时人又很伟大，没有实现那个愿望，会在内心里一辈子虚构铭记，刻骨铭心，不由自主。

毕淑敏：对，你说得很好。现在时代不同了，每一代人面临的情况都不同。现代人的生活节奏特别快，人容易被眼前小的目标、小的要求所束缚，每天埋头其中、挣扎不出。但我特别希望现代人能在这种密不透风的生活中停下来，有一个时间段去想想自己到底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把握有限的、宝贵的生命意义，到自己回首往事的时候有一种欣慰感、自豪感。

文学其实是一种灵魂的沟通

张英：在小说之外，你后来写了很多普及心理学的散文。

毕淑敏：我是小说写，散文也写。不管小说也好，还是散文也好，写作的意义没有发生过改变。每个都是孤独的，文学是一种灵魂的沟通，我观察世界，萌生某些看法，希望和更多的人分享，不一定正确，但基本保证真诚。

几十年的社会发展、经济建设，让我们迅速满足了温饱，在一代人甚至更短时间内，有些人从两手空空变成富甲天下的豪门。变化太快，心理不容易适应。到底如何享有幸福？同样的外部环境，为什么有人幸福，有人不幸福？有人认为，钱越多越幸福，升到某个职务，娶了某个人或嫁了某个人就幸福了。

无数研究证明，事实绝非如此。世上很多有钱人并不幸福，美女帅哥、达官贵人也并不一定幸福。幸福不是外部环境能够给你的，是一种深入的修为。幸福是一种有意义的长久的快乐感。写作，就是表达我对这些问题和现象的思考。

张英：因为散文写作，你现在成为一个畅销书作家，意外吗？

毕淑敏：记得出版人路金波对我说，作为一名医生、一名作家，你又去学了心理学，对你来讲，实在是正面积极因素，对你的写作有很大帮助。

心理学的学习对我很重要。一个人很容易从一己经验出发，去阐述和分析这个世界。心理学让我对人性的理解，不再囿于一己的狭隘经验，帮我观察细致认识深刻。我本身学医出身，医学是理工科，它让我变得理性，冷静客观，看人说事，多了立体角度。

张英：遇到写不下去的时候，遇到创作“瓶颈”，怎么办？

毕淑敏：作家都是会有这个阶段，“瓶颈期”几乎每个人都会遇到。好比生命中微小的结，有可能不顺畅。这种时候，我选择放下，在家做家务，出门走走，看看老朋友。也可能出趟远门，去一个陌生的地方旅行。奇妙的是，问题总会得到解决。到现在为止，我没有遇到小说中断，写不下去，彻底废掉的时候。

张英：你的每一部作品，都有情感和体温。现在，通过写作沟通读者，愿意交心的作家不多了。现在文学上，你还有野心吗？

毕淑敏：毫无野心。不想被写进文学史，也不期待得什么重要的大奖。我在做我喜欢我愿意做的事情，跟很多人沟通和交流，这就很好。

人一辈子唯有生命属于自己

张英：很多作家，面对长篇小说走红、市场好、读者欢迎，会快马加鞭，接连写长篇小说。你不急不忙，学心理学读书去了，小说也不写了。到你这个份儿上，应该再写几个长篇小说，将来青史留名啊。

毕淑敏：我不在乎青史。六十耳顺，我原以为耳顺是无论听什么话，都不再生气了。其实不然。耳顺是我听什么话，都知道你为什么要这么说。

“枪手”为什么要跟我谈合作？他不在乎名，但他在乎利。他说以毕淑敏的名气、个人品牌，写剧本可以拿到某价位。但他若以自己的名义去写，就相差很多。

这些我能理解，但对我来说，我是不允许自己找“枪手”的。我至今只写过五部长篇小说，我保证字字是自己写的哦。

张英：现在你是个旅行家，非常羡慕你。

毕淑敏：我去过八十多个国家。我听说，过了七十岁以后，旅行社就不接受老年人参团，让你出具什么体检证明，手续复杂。所以我要赶在七十岁之前，多出去看看。我去了北极、南极、南美洲，包括非洲、欧洲等等，都抓紧时间去看看。

以前出国，指望公派，自己省钱省心，或者也比较风光。不过那种机会真的挺少，僧多粥少，就是偶尔分到头上，也许那个国家我都去过了，想去的国家反而没机会。

我觉得最简单的方法：我写作挣点稿费，用稿费买机票，当盘缠，自费旅行。

可能有人觉得不值，去一趟北极大概需要二十多万，够买一辆不错的车了。对车我没有奢求，代步工具而已，只要通公交的地方，我使用公共交通，用不了多少钱。我过了六十五岁，坐公交车还免费了。实在不方便的话，我打个车什么的，都行。我想去看看北极点，那个地方，无论朝哪个方向走都是朝南。虽然理论上我知道这知识，但当我真的站在那个点上，还是觉得挺神奇的。喜欢这样的感觉。

我现在自己去养老公寓，也不是觉得自己老迈到必须要住到那个地方，只是觉得将来我少给孩子添麻烦。在那里可以有新的朋友，一起生活挺热闹的，还有几个老朋友，大家年轻时候就在一起，老了也能在一块儿，多好啊。

张英：已经跑了八十多个国家，下一站旅行目的地，会去哪里？

毕淑敏：目前还没有具体的目的地，随缘吧。

举个例子。大约七年前，有一天我在家里拖地，突然听到背后的电视里面说到沙漠新娘。我以为是个女的呢，回头一看，居然指的是一座古城——叙利亚的帕尔米拉遗址。我在那一瞬间，决定下一站是叙利亚。立刻打电话给旅行社，说我要去帕尔米拉，当时叙利亚的政治局势已很紧张，很可能爆发战争。旅行社把它列为高风险国家，最后全国才征集来了六个人报名，人太少，就说我们不派导游，不派领队，你们自助旅行；其次，我们得提价。我说，要不咱们再等等，人多一点，你们也别提价啊。旅行社说，毕老师，您别等了。叙利亚战火味渐浓，您再等下去，恐怕连这六个人也没了。于是，立马组团，去了叙利亚，去了帕尔米拉。现在，那么壮观的一个古城，被IS组织炸毁了。

比如去伊朗。某天我对先生说，我得去看这个波斯帝国。去那里旅行也很艰难，组团不易，国内保险公司都不承保。但我们还是出发了。

去过那么多国家之后，我觉得心被打开得更大一些了。人生的烦恼减少很多，焦虑和不安比较容易放下。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为世界添一点点温暖，此生足矣。

有删节，更多请阅《中华文学选刊》2020年4期

选自《青年作家》202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