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与一座山，有怎样的因缘际会？世称朱文公的儒学集大成者、宋代理学家朱熹，与武夷山曾结下一段不解之缘。而今日的武夷山也凭借着优美景色与深厚文化，荣膺“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重遗产”。

在这里写下《九曲棹歌》

以“碧水丹山”之奇景、“秀甲东南”之美誉名闻遐迩的武夷山，千峰峥嵘竞秀，万岩巍峨争幽，水清凝翠似玉，飞瀑高挂珠帘，风光无限。其标志性景点有奇谲的一线天、婀娜的玉女峰、雄伟的大王峰、险峻的虎啸岩等，而最经典的景点是九曲溪漂流，“曲曲山回转，峰峰水抱流”。

那个以“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惊艳诗苑的朱熹，当年就在这里抬头观奇峰，俯首赏水色，然后写下了流传至今的《九曲棹歌》：“一曲溪边上钓船，幔亭峰影蘸晴川。虹桥一断无消息，万壑千岩锁翠烟。”从此，九曲溪荡漾的水波里，亦有诗意缥缈。

我们从星村九曲码头登上弯翘似弓的竹筏，在水声潺潺中开始漂流。筏在水面行，人在画中游。夹岸群山逶迤，峰奇谷秀，似一幅立体山水长卷在天地间舒展。每经过九曲溪的一曲，我就将朱熹的诗与曲景相对照，好似与朱熹同游，共赏佳景。

行至一块奇特的巨石前，壁刻的“茶灶”二字在朝阳映照下格外醒目。细看之下，此石造型确似农人的茶灶，上有凹洞似灶膛，下有平面似灶台。遥想当年，晨曦初露或是夕阳满山时，朱熹常在此茶灶石上，或独自品茶观山赏水，或邀三五知己煮茗吟诗。他留下了颇有禅意的茶诗：“仙翁遗石灶，宛在水中央。饮罢方舟去，茶烟袅细香。”他还在《武夷精舍杂咏并序》中写道：“钓矶、茶灶皆在大隐屏西。矶石上平，在溪北岸，灶在溪中流，巨石屹然，可环坐八九人，四面皆深水，当中科臼自然如灶……”那袅袅茶烟至今可见，那醇醇茶香至今可闻。

创立“中和新说”

离筏登岸后，我们又去隐屏峰下五曲溪畔的“武夷精舍”，这是整个九曲溪风景的最美之处。

“武夷精舍”三面群山，云岚缥缈，前有曲溪环绕，碧水鱼嬉。如此幽静明丽的景色，使情系武夷的朱熹在此停下脚步，筑屋造房，营建了这一“高等学府”。从此，朱熹把“武夷精舍”作为他的精神家园、治学基地与人生归宿，在此讲学研讨、著书立说、课子授业，终成一代大儒。诚如宋代熊禾在《考亭书院记》中写道，周东迁而夫子（孔子）出，宋南渡而文公（朱熹）生。而当代思想家蔡尚思则评谓：“东周出孔丘，南宋有朱熹，中国古文化，泰山与武夷。”

青葱如茵的草坪上有一尊朱子雕像，他端坐石墩上讲课，神采飞扬。朱熹祖籍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出生于福建尤溪县城南的郑氏草堂，父亲朱松是尤溪县尉。据说朱熹自幼聪慧，勤奋好学，5岁能读《孝经》，6岁能以指画八卦。14岁时父亲病逝，他被托付给父亲的挚友刘子羽。因此，少年朱熹与母亲来到刘子羽所在的福建崇安县（今武夷山市）五里夫定居。此后便演绎了一个人与一座山的传奇。

朱熹曾在诗中写道：“武夷山上有仙灵，山下寒流曲曲清。欲识个中奇绝处，棹歌闲听两三声。”相传，道教之仙彭祖带着他的两个儿子来开发此山，并用儿子彭武、彭夷之名冠其山名“武夷山”。汉武帝曾派使者来武夷山，用“乾鱼”祭祀武夷君。

在这里，有情有义的刘子羽视朱熹如己出，不仅让他受到良好教育，而且为他们母子专门建了紫阳楼，使朱熹在武夷山既享受了人间真情，又打下了学问功底。他19岁那年考中进士，24岁后登上仕途。他担任泉州同安县主簿，以“敦礼义、厚风俗，劾吏奸、恤民隐”的治理方式赢得民心。4年后任满，他两袖清风地回到魂牵梦萦的崇安县，在武夷山筑室讲学、研读著述，特别是对程颢、程颐理学进行了深入思考，以全新角度创立了“中和新说”，这在中国学术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由此，朱熹的理学思想成为南宋最有影响的学派之一，武夷山也因此成了“理学名山”。

切莫小看这简屋陋室

朱熹也是中国书院文化的杰出缔造者。他所创建的“武夷精舍”和他所主持修复的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共同构成了中国书院文化的高峰。据考证，朱熹一生投身教书育人，共创建4所书院、修复3所书院，先后到过许多所书院讲学。他的书院教学观为“格物致知”，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目的。钱穆先生认为：“宋学精神，厥有两端：一曰革新政令，二曰创通经义，而精神之所寄则在书院。”

我们如今看到的“武夷精舍”是一组典型的仿宋建筑群，雄伟端庄而不失雅致。正殿上方横匾出自康熙之笔：“学达性天”；二进正殿的门匾是：“理学正宗”；殿内供奉着孔子画像。两边的廊房中，还保留着两堵20多米长的土墙，那是1717年清朝康熙年间最后一次修缮时所留下的遗迹。

如今“武夷精舍”已被辟为朱熹纪念馆，成为一处历史文化古迹。实际上，朱熹一生仕途坎坷。1183年，年逾半百的朱熹因弹劾不法官员而挂冠归去，在隐屏峰下与学生一同抬土筑舍、上梁建房。初建的“武夷精舍”仅有一间教室、一间卧室和一间客舍。诚如朱熹在《武夷精舍杂咏》中所述，两麓相抱之中有三间房屋，名为“仁智堂”；堂的左右有两间卧室，左边是自己居住的，叫“隐求室”；右边是接待朋友的，叫“止宿寮”。

切莫小看这简屋陋室，中国文化史上的这位大师就在这里登上学术的高峰。

在这土墙茅顶的“隐求室”里，朱熹彻夜亮灯，孜孜以求。他曾以诗调侃：“竹间彼何人，抱瓮靡遗力。遥夜更不眠，焚香坐看壁。”正是以这种“三更灯火五更鸡”的精神，他钩玄提要、探幽析微，将《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合著为《四书集注》，这不仅是朱熹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也是在宋代形成的中华文化的新经典。钱穆先生在《朱子学提纲》中指出：“自朱子以来八百年，四书成为中国社会之人人必读书，其地位实已越出在五经之上。”也就是说，朱熹就在“隐求室”里完成了他哲学体系、理学思想的双重构建，并确立了朱子学说。为此，许多当时的学界精英、文化名家纷至沓来，叩响“武夷精舍”柴门，如蔡元定、游九言、李方子、黄干等200多人均投于朱学门下。武夷山成了培养文化人才的摇篮，赢得了“道南理窟”的声望，“武夷精舍”则被尊为“中国第一所私立大学”。

“武夷三翁”肝胆相照

当时的“武夷精舍”亦是一处文化沙龙、诗星之乡。朱熹在舍外建了晚对亭与铁笛亭，与诗友们雅集吟唱、联句相酬、词曲遣兴。

“武夷精舍”落成时，朱熹就写信给绍兴镜湖边的老友陆游，热情邀请他前来相聚。正在病中的陆游不能成行，只能以诗相贺：“先生结屋绿岩边，读易悬知屡绝编。”

宋绍兴二年（1191年）六月，陆游又一次受命提举武夷山冲佑观（今武夷宫）。尽管这是个闲职，但好在离“武夷精舍”不远，陆游时常提着一壶酒从山间林荫小道来到隐屏峰下。而朱熹早在宋淳熙四年（1177年）也曾任同一职务，并在观内种了一棵“宋桂”。因此，俩人可算是同僚。重又聚首之后，他们在晚对亭中看山观云、以诗言志，在铁笛亭中议论抗金，以酒浇愁。陆游曾诗赠朱熹：“身闲剩觉溪山好，心静尤知日月长。天下苍生未苏息，忧公遂与世相忘。”1198年，朱熹因涉祸文字狱，被列为党禁罪魁之一。陆游对此愤怒不已，辞职回乡，赋诗抒怀：“今年高谢武夷君，饭豆羹藜亦所欣。”

抗金英雄、驰名诗坛的辛弃疾，也曾在武夷山冲佑观任职。武夷山上，他与朱熹结谊幔亭峰下。辛弃疾写诗记之：“山上风吹笙鹤声，山前人望翠云屏。蓬莱枉觅瑶池路，不道人间有幔亭。”他们在晚对亭中议论时政，擅长吹铁笛的辛弃疾吹笛抒情、壮怀激烈。两人还携手共游九曲溪，《宋史·辛弃疾传》中有“弃疾尝同朱熹游武夷山，赋《九曲棹歌》”的记录。可见他们志同道合，情深意笃。

1200年，朱熹以戴罪之身含恨离世，辛弃疾痛哭于灵前，祭文曰：“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远在绍兴的陆游闻噩耗后大悲不已，挥泪写下：“某有捐百身起九原之心，有倾长河注东海之泪。”朱熹、陆游、辛弃疾这三位文豪诗星，他们居武夷山时，私交甚笃，肝胆相照。他们都力主抗金，对武夷山水也都独具深情，被称为“武夷三翁”。

如今，漫步在殿宇重重、庭院深深的“武夷精舍”，有朱熹的著作文献和书法题词等相伴，使游者颇感历史的温情与人文的温馨。在八百多年岁月中，“武夷精舍”屡建屡废，2000年按清代“武夷精舍图”在原址上重新修建。一座山，一个人，以及所维系的中国文化精神，被呵护与承继着。

朱熹（左）、辛弃疾（中）、陆游（右）画像。图片来自武夷微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