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的滚滚洪流中，这两股力量交集相会，于风云激荡中，酝酿出改变民族未来的力量。

1924年9月的第一天，上海公共租界西区边缘的小沙渡地区，如今的陕西北路西侧,一个俱乐部成立了。

这不是一个供富裕阶层闲暇游乐的俱乐部，它很小，小到只在槟榔路口的德昌里（今安远路278-280号）内占了三间朝东的平房。但它又很大，它面向的是整个上海西区的产业工人群体。它由中共中央委员、工运负责人项英指导，它的名字是：沪西工友俱乐部。

德昌里的选址很有讲究，因为这里是当时上海公共租界西区的边缘。但选中这里成立工友俱乐部不仅仅因为它地处边缘地带，租房相对便捷。要知道，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上海已经拥有近80万工人，其中有20余万是纺织工人。沪西，拥有当时全市58家纺织工厂中的近20家。

这些纺织工人普遍文化水平很低，男工文盲率约50%，女工文盲率约80%。1920年秋，李启汉受党组织委托来到沪西，在小沙渡地区开展组织工人的活动，他在槟榔路锦绣里一座日式二层楼房（今安远路62弄第3支弄178-180号）内开设沪西工人半日学校旧址，让工人根据各自的工作时间，灵活选择半日上班半日上课。这就是我党历史上最早开办的一所工人学校，也是沪西工友俱乐部的前身。

工人们由此熟悉了一种有别于为生存挣扎的生活模式：他们在教室里听唱片，和工友一起识字、念书，所做一切与赚钱养家毫无关系，却令他们心生向往。启蒙的力量，令他们看到为生计奔波以外的世界。1922年，李启汉被捕入狱，21岁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嵇直接过了这项任务。他从开设为人代写书信的摊位开始，又组织起一个小型工人补习班。不久，嵇直的同学徐玮在劳勃生路（今长寿路）又办了一个工人补习班，1924年，两个补习班合并成为规模较大的工人补习学校。

1924年，中共中央决定在沪西工人补习学校的基础上，成立沪西工友俱乐部。三间平房里，两间做教室，一间做文娱室，门前的空地作为活动场地。《沪西工友俱乐部章程草案》公布的宗旨是“联络感情，交换知识，互相扶助，共谋幸福”。邓中夏、李立三、刘华、恽代英、瞿秋白、杨开慧、蔡和森等后来在历史上熠熠闪光的人物，当时都曾登上俱乐部的讲台。工人们一传十、十传百，大家慕名而来。也就在这一年，后来成为烈士，并用自己的死亡触发了声势浩大的五卅运动的青年工人顾正红，走进了沪西工友俱乐部。

陕西省，地处中国内陆腹地，是中华民族及华夏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有西周、秦、汉、唐等14个政权在陕西建都，是陕甘宁边区政府所在地，拥有革命圣地延安。上海的陕西北路，是上海极为重要的南北道路之一，绵延经普陀、静安两区。

陕西北路从新闸路以南到今延安中路路段，在1905年以英国将领名命名为西摩路。今日陕西北路342弄的西摩别墅的名字，便记录了这条路的旧名。此后西摩路陆续向北延伸，延伸路段以上海钱庄老板名字命名李诵清堂路，后以中国省份名更名为陕西北路。

沿着陕西北路往南走，也像是历史顺着时间的逻辑往下运行。

就在离开沪西工友俱乐部2公里不到的位置，在今陕西北路299弄的一幢三层楼的红瓦洋房内，1924年，上海大学迁来此处。这所学校原名东南高等专科师范学校，因“东南”两字与当时的国立东南大学相同，“兹从改组会议议决变更学制，定名上海大学，公举于右任先生为本大学校长”。这所上海大学除了招收大学生，校舍内的平民夜校也向周边的工人及其子弟开放，且不收学费，还供给课本和文具。

沪西工友俱乐部的工人和上海大学里求知的学子，是否在日常的生活中，在一条陕西北路上擦身而过或者有过交谈？不得而知。但在历史的滚滚洪流中，这两股力量交集相会，于风云激荡中，酝酿出改变民族未来的力量。

孙中山为上海大学校内刊物《孤星》题写刊头，和上大西摩路时期校舍资料图片

时间来到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就在这一年，党指导上海有条件的基层建立5个党支部。上海大学被选为第一支部。也就在同一年，党建立沪西党支部。2月，中共上海地方执委会（简称上海地委）邓中夏、李立三领导中共沪西支部，以沪西工友俱乐部为基础，发动了小沙渡地区日商纱厂1.5万余人的同盟罢工，迅速扩展到全市22家日商纱厂4万余人的大罢工，迫使日本资本家接受“不准东洋人打人”等4项条件，达成复工协议。也正是在这场斗争中，年仅20岁的顾正红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但到了5月，日本资本家撕毁协议，宣布内外棉七厂停工，不准工人进厂。在澳门路300号，顾正红率领工人冲进工厂要求复工和发工资，高呼“反对东洋人压迫工人”。日本大班朝顾正红开枪，他依旧振臂高呼：“工友们，大家团结起来，斗争到底！”敌人再次开枪，击中他的小腹，继而又开两枪，最后敌人用刀猛砍其头部。顾正红倒下了，这一天，是5月15日。

顾正红遇难，成为五卅运动的直接导火线。1925年5月30日，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爆发。

陈望道在晚年的回忆录中写道：“西摩路（今陕西北路），也就是当时上海大学校址，是‘五卅’运动的策源地。5月30日那天，队伍就是在这里集中而后出发到南京路去演讲。”五卅运动中，外国巡捕对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13人被打死，受伤者数十人。来自上海大学年仅23岁的学生何秉彝当场被击中，身受重伤，口中仍连呼“打倒帝国主义！中华民族解放万岁！”年轻的生命于次日抢救无效，戛然而止。1925年6月，英国海军陆战队强行武装占领上海大学校舍搜查并逼迫师生离开，上海大学被迫一度停办，后来也离开了西摩路。学校几次陷入困顿，教职工自动减薪，但国内外想来这所大学求学的人络绎不绝。年轻的学子在红色学府，感受到真理的召唤。

西摩路，这条未来将被中国革命圣地延安所在省份命名的道路，冥冥之中，在1925年的春天，成为酝酿风暴的熔炉。

24年过去，又是一个春天。

1949年5月25日凌晨，西摩路（今陕西北路）369号宋庆龄家的老宅，当时的上海临时联合救济委员会收容郊区难童的场所外面，特别安静。

29岁的共产党员，也是中国福利基金会第三儿童福利站站长丁景唐一到夜里，就和隐蔽在这幢华美的老宅里的同志们一起收听新华社广播。电波里不断传来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声音，直至听到百万大军过长江的消息。自从两年前被国民党列进黑名单，丁景唐一直隐蔽在陕西北路的这幢老宅里。但此刻，他已经能隐约听到上海西郊的炮火声了。

丁景唐回忆：“西摩路369号是我一生中看到的最华贵庄重的住宅。它是一座两层半高、四面临空的英式花园别墅，外边围着长长的黑色竹篱笆。整幢楼前面是一大片弦月形的大草坪，筑有花棚，种植四时不谢的花木。大草坪的西边是一座爬满青翠苍藤的高高的封火墙，与邻屋相隔……这座洋楼建于1908年，房子的主人最早是一个名叫约翰逊·伊索的外国人，后来被著名基督教牧师宋耀如买下来，成为宋家花园。”但在1949年的春天，这里属于这些孩子和他们的照料者。

25日凌晨，丁景唐再也按捺不住，他和同伴悄悄跨出369号的大门，沿着西摩路往南，向着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走去，一路没有看到解放军。他一直穿过静安寺路，在平安电影院、沧州饭店附近，看到墙上张贴着朱德总司令和毛泽东主席签署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公告，这才放心了。“我们的人民解放军进上海了！我们立即返身，一路奔回369号。我要赶快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大家！”

回到西摩路369号，这里的一百几十个流离失所的孩子沸腾起来，孩子们扭起秧歌，放声高唱“中国共产党，你是灯塔”“我们的队伍来了，浩浩荡荡，饮马长江”“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在94岁时接受采访，丁景唐说，那一刻，回荡在陕西北路上空的，孩子们清亮亮的歌声，“一辈子都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