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鸿钧夫妇被捕，他们面前，这条路，也即将在一年后迎来一个全新的名字，一个以红色故都命名的路名：瑞金。

1949年5月28日晚上，就在《永不消逝的电波》原型之一秦鸿钧被捕后离开的那条马路上，一场接管大上海前的“誓师大会”正在路旁的一处大花园内热烈地进行着。这条路，在一年后迎来一个全新的名字，一个以红色故都命名的路名：瑞金。

1949年3月17日深夜，黎明前的上海。

在位于打浦桥地区新新南里315号的阁楼上，中共党员秦鸿钧正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发报工作。“咚！咚！咚！”随着楼下几下敲击地板声响的传来，妻子韩慧如向在阁楼上忘我工作的丈夫发出了十万火急的“警报”，特务们在无线电定向侦测仪的导引下已经摸到了315号门口并准备破门而入。此时的秦鸿钧已经预感到了“最后时刻”的到来，他在向电台那边的同志发出“危险信号”后，迅速拆毁机器，并销毁了密码本与其他文件……

不多时后，秦鸿钧夫妇被捕，当他们被特务押解着走出新新街西侧，走到面前的大路时，东方黎明的曙光已微微亮起。而在他们面前，这条已经走了十余年的大路，也即将在一年后迎来一个全新的名字，一个以红色故都命名的路名：瑞金。

瑞金一路与瑞金二路是上海两条南北走向的主干道路，它们始筑于20世纪初，旧称“圣母院路”与“金神父路”，1914年法租界向西扩张后，这两条马路的两旁开始建造起了各式住宅。

1927年的一天，在位于圣母院路、霞飞路（现淮海中路）西北角的地块上，一位来自欧洲的年轻建筑设计师正在这个街角驻足凝视着他下一个作品的竣工。他就是后来闻名上海的邬达克。经过近十年的勤奋与努力，当时的他终于在上海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越来越多的邀约正如雪片般向着他刚成立不久的建筑设计事务所飞来。

在这幢被称为“爱司”的公寓内，邬达克大胆尝试将更多生活设施融入公寓的设计中。当住户们满怀期待地踏入公寓的那一刻，一番与众不同的天地顿时展现在他们的面前。在这里，大到冰箱、橱柜、垃圾焚化炉，小到电炉、衣架、餐具、梳妆镜等一应俱全，此等规格的公寓在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可谓屈指可数。当然，随之而来的还有价格不菲的租金。20世纪50年代后，这幢爱司公寓改名为瑞金大楼，位于大楼底层的“大方布店”曾在这一带远近闻名。

相对于设施优越的爱司公寓，弄堂则承载了更多有关瑞金路的回忆。曾经位于瑞金二路409弄新新街两旁的日晖里、日新里和新新南、北里就是其中的代表。在这片占地一万四千多平方米的土地上，不仅有着普通百姓的家长里短，革命者与进步人士的故事也曾在这里接连上演。田汉、张爱萍、邓拓等都在这里留下过他们的足迹。

据许洪新主编的《回梦上海老弄堂》一书中对于新新街地区的梳理:“南国社社址曾设于日晖里41号；30年代初，中共法南区委曾设有新新里街道支部；八一三战起，中共法商电车公司地下组织曾在弄内创设工人夜校。”上海弄堂内的五方杂处与四通八达为革命工作的开展提供了丰厚的土壤。

瑞金一路、巨鹿路东南角的同福里，中共江苏省委机关就曾设在这片弄堂内的16号。1937年11月，中共江苏省委以上海为工作重心，开始了领导沪宁、沪杭铁路沿线主要城市地下工作与苏浙两省农村敌后抗日武装的斗争。在同福里16号期间，江苏省委领导海关职工开展护关斗争，反对日伪接管海关，此后又陆续开展了护邮、护校等反日伪接管斗争，沉重打击了日伪的嚣张气焰。

秦鸿钧烈士使用过的收发报机。本报资料照片

1940年夏，一位身材高大的山东汉子受党组织委派，从哈尔滨重返上海，并在金神父路新新南里315号的阁楼上继续开展他所熟悉的秘密电台工作。他就是秦鸿钧。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在这条金神父路上开展地下工作了。早在1937年夏秦鸿钧从苏联学成归国后，他就曾在党组织的派遣下来到上海，并在金神父路148号的一幢洋房内建立过秘密电台。他与韩慧如就是在那次工作中相识并结为革命伴侣的。此次重返上海对于他们夫妻而言更是重任在肩。

为了确保与党组织之间的联络通畅以及电台不被发现，秦鸿钧几乎每天都会把工作放在深夜，有时一忙起来不知不觉时间就来到了凌晨时分。他紧闭门窗，用层层厚纸密封住墙壁上的缝隙，把自己关进“冬凉夏暖”的小阁楼内。

夏日里小阁楼闷热异常，秦鸿钧每次收发报后总是汗流浃背；而冬日里小阁楼内则又寒冷刺骨，有时工作时间久了秦鸿钧连两腿都无法直立，甚至患上了严重的关节炎。对于这一切他毫不在意。每当妻子关切地询问他的健康时，秦鸿钧总是这样回应：“只要不耳聋就行了。”就是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下，秦鸿钧夫妇在新新南里315号内坚持工作了近十年时间。

秦鸿钧被捕后，任凭特务软硬兼施，他始终没有透露出党的半点机密。5月7日，在远处隐约传来的解放军的炮声中，秦鸿钧与其他共产党人一起被秘密杀害于浦东戚家庙。就义前，秦鸿钧抓住最后与韩慧如见面的机会，对妻子说：“如果新中国成立后你能活着回去，在我们住房的木墙缝里藏着一张我收发报机用的线路图，是我亲手画的。你把它取出来交给组织，作为给党留的纪念。”

1949年5月25日，同样做好牺牲准备的韩慧如与难友们一道，在敌人的慌乱中冲出监狱重获自由。两天后，上海迎来了解放。

5月28日晚上，就在秦鸿钧被捕后离开的那条马路上，一场接管大上海前的“誓师大会”正在路旁的一处大花园内热烈地进行着。这里本是外国冒险家马立师家族的私家花园，后来一部分被划出成为日商三井洋行大班的住宅，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这里几易其主。如今，陈毅在此召集军事、政务、财经、文教等接管单位的领导干部召开会议，听取各系统的汇报及具体接管方案，并作出相应指示。召开这次重要会议的花园就是后来位于瑞金二路上的瑞金宾馆。许多外国元首后来都曾在此下榻，留下过他们的身影。

就在瑞金宾馆的西南角，还曾有过一座“淡井庙”。据清《嘉庆上海县志》记载：“淡井庙，庙有井，味淡。至元《嘉禾志》东塘邮置有淡井铺，亦以此名。在西门外，宋时建为华亭城隍行殿。元时权奉县城隍于此。”熟悉上海史的读者大多知道“元初至元年间上海建县”这段历史，由此可知，这座“淡井庙”极有可能就是上海最早的城隍庙。在如今的瑞金宾馆内，我们依然能够看到一些当年的淡井庙留下的遗迹。

1947年地图中的瑞金路

时间来到1958年5月下旬的一天。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抢救行动正在位于瑞金宾馆对面的广慈医院（现瑞金医院）内紧张地进行着。

就在5月26日深夜11点，一场意外事故不幸降临到当时年仅31岁的优秀青年钢铁工人邱财康身上。超十吨的高温铁水“从天而降”，瞬间使他全身近90%面积的皮肤被灼伤，深度灼伤面积达23%。

以当时的医学水平和医疗设施，邱财康这样的病例是没有存活先例的，但医生们并没有放弃对他的精心治疗。以董方中、史济湘、傅培彬、邝安堃、杨之骏、张涤生等数十名顶尖专家组成的专门救助小组，夜以继日地奋战，让邱财康的生命又燃起希望。当抢救进行到植皮阶段时，医生们还纷纷表示，愿意从自己身上取皮以帮助邱财康渡过难关。这些发自内心的“请愿”感动了社会大众，越来越多的志愿者涌入医院，争相为救治邱财康献上自己的一份力量。与此同时，邱财康也在抢救中表现出了坚忍不拔的毅力，面对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他始终积极配合医生们的治疗。这年11月，邱财康终于在万众期待下康复出院，引发国内外医学界轰动。这一成就被国际烧伤学会称为“瑞金方法”或“瑞金公式”，载入了世界烧伤医学发展史。

2007年，瑞金医院百年院庆。当时已年近八旬的邱财康写下“感谢瑞金医院给了我新的生命，祝愿瑞金医院再创百年辉煌”的祝语。

2020年春节，面对疫情的来袭，瑞金医院的医务工作者们再挑重任。他们与其他医院的“最美逆行者”一起，放弃与家人的团聚，冒着危险奔赴武汉，继续书写着这条瑞金路的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