乍浦路靠近武进路的口，一座奇特的建筑。

笔者小时候曾在虹口区乍浦路附近居住，记得对位于乍浦路靠近武进路的口，一座奇特的建筑印象很深。它的外墙呈半圆形，又似朵朵莲花叠压而成，给人以异域风情的感觉。直到读了大学，查阅了一些资料才知道，这里原是一座日式的佛教寺院，又采用了印度的建筑风格，确为一种“混搭范”。

在日本，佛教具有很大的影响力。而且日本佛堂、寺院众多，宗派也林立。其中，位于京都的西本愿寺不得不提，因为它是日本最大的寺院之一，为佛教净土真宗愿派日本总寺院。寺内的唐门、白书院、黑书院、能舞台等均是日本国宝级建筑物。199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将西本愿寺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20世纪初，西本愿寺把别院建到了上海虹口当时日本侨民较为集中聚居的区域，即开首提到的奇特建筑——位于今天乍浦路455号和471号，占地约260平方米。资料记载，西本愿寺上海别院建设由长期在上海居住的第22代西本愿寺门主大谷光瑞(1876—1948)发起组织，聘请日本著名的日籍建筑师冈野重久设计，以印度佛教遗址为蓝本，为“阿旃陀式”建筑，由岛津礼作工程所承建，费银5万两，1931年落成。

别院式样颇为奇特，它坐西朝东。室内主体建筑是一座仿印度支提庙的东西纵长呈马蹄形的拱形大厅。北端是一个半圆龛，供日本人祭拜和安放骨灰盒之用。沿街东山墙为大的半圆形火焰形券面，券上饰有一貔貅站立其上的莲花瓣图案浮雕，券下缘为禽鸟浮雕的带饰。在此带饰和下方的莲花纹样之间本有一大块高浮雕，表现热带丛林中有白象出没的景象，浮雕内有7只大象，姿态各异，两端雕着两尊坐式菩萨。这一大块高浮雕在20世纪六十七年代遭到破坏。再下是三行横条，每行横条上有7条竖向雕刻的3朵圆形莲花浮雕，共21朵，形状各异，朵朵形态逼真。莲花墙北侧有铁栅，可以看见西本愿寺的边门，门廊前上方饰有微型小塔。

说起日本僧人大谷光瑞建造寺院为何要采取印度风格，还要从他的独特经历出发。笔者最近读到《读书》杂志今年4月号邵学成先生《武士驯象：从丝路探险到上海建筑》一文，了解了其中的一些情况：大谷光瑞早年在英国伦敦游学期间，见到斯文赫定等人的丝路探险和佛教考古成果，作为一名佛教徒，内心受到刺激，就决定奔赴印度探险。为此，他召集门徒留学生11人在伦敦组成“大谷探险队”，并于1902年出发对当时英属印度境内佛教遗址进行考察，其中队员藤井宣正等三人还对印度阿旃陀石窟进行调查，对主要石窟的建筑形制、壁画特点都进行拍摄记录。同时大谷还派遣两人对中国新疆进行调查，这支调查小队对新疆、甘肃等地进行一系列探险、考古活动。当然也有资料显示，他们也盗掘，破坏了众多古遗址、古墓葬，一部分珍贵文物被偷运回日本国内。1903年大谷接任西本愿寺第22代住持，法号“镜如”，此后更将精力投入到亚洲探险事业。随后数年里，大谷探险队足迹遍布古代亚洲佛教传播区域，收获颇丰。同时日本建筑界、美术界也掀起了一股“印度热”，一批学人奔赴印度考察，艺术家对阿旃陀石窟壁画进行临摹，带回第一手资料。1942年，大谷光瑞出版《印度地志》一书，是他本人，也代表了当时的日本学界对印度地理学、宗教学研究的系统集成。所以，大谷光瑞力主将西本愿寺上海别院建造成印度式样，也反映了大谷光瑞对印度佛教文化的一种执着的兴趣。

据《虹口区志》记载，别院建成后，曾是在沪日侨重要的集会场所，还举办过多场法会活动。直到抗战胜利后，日本僧侣遭遣返，寺庙由中国政府接管。新中国成立后，这里一度改作海运局宿舍，现为虹口体育发展实业公司使用。1999年9月25日它被列为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

最近笔者在翻阅2013年九州出版社出版的已故著名考古学家石璋如先生的《口述历史》时，意外地发现了一段有关上海别院抗战胜利后曾被设立为“和平博物馆”的史料，在此也补记一番。据石璋如先生回忆：

“抗战胜利后我来到上海接收和平博物馆，日本占领上海时原址为西本愿寺，是根据京都大庙西本愿寺而命名，汤恩伯接收上海时把接收物资存放于此，改称和平博物馆，空间甚为广阔……从庙内有台阶可通，在庙门外也有车道可以下去地下室卸货。地下室放的是在中国战场阵亡日军的骨灰坛，所以日本人在此地非常恭敬。这里是军队代为看守，移交教育部，教育部再给中博（中央博物院）接收，不算是我们直接接收……后来三十五年（1946年）中博回来之后，就设立了中博上海办事处……中央图书馆看上庙外的空地，想要在这里盖图书馆的阅览室，把佛殿留给中博，我就不清楚后续情形如何。”

这个和平博物馆在上海解放后的资料未见记载，估计后来就草草结束了。今天当我们经过虹口区乍浦路、武进路口一带时，还是很容易看到西本愿寺上海别院留下的高大建筑和别致院落，在这座上海现存唯一的带有古印度佛教文化印记的寺庙遗存边徜徉，能感受到一种独特的历史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