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里依稀忆故巢，拉都路上几春宵。……闲将白发窥明镜，又是东风曳柳条。”

1935年5月2日，上海，暮春天气。一对住在虹口的夫妇带着一个快6岁的小男孩来到当时的法租界拉都路。

小男孩名为周海婴，带着他来的，是鲁迅和许广平。一家人特意要来见的，是带着《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两部小说稿从东北流亡而来的青年作家萧红和萧军。鲁迅挂念这一对青年在上海的生活，热心为他们介绍文坛的朋友，并热情鼓励他们出版作品。

这个晴朗的上午，就像两个相识多年的家庭互相走动拜访一样，鲁迅带着妻儿来看年轻的朋友。在聊天之后，宾主还一起在“盛福”吃了午饭。

自1934年从东北抵达上海后，二萧多次搬家，兜兜转转都在拉都路附近。1935年1月4日，鲁迅在给二萧的回信中说：“2日的信4日收到了，知道已经搬了房子，好极好极，但搬来搬去，不出拉都路。正如我总在北四川路兜圈子一样。”

能去虹口见到鲁迅已足以令二萧心潮澎湃、热泪盈眶。而鲁迅一家竟然能特意到他们落脚的小窝来访，更让这对异乡青年喜出望外。五个年龄各异的人，围坐一桌，在“盛福”用餐时，一定是欢声笑语。恐怕没有人会料想到，此时距离鲁迅先生生命的终点，仅剩一年半不到。

光阴有多么残忍，或许被留下的人才能体会。1986年，79岁的萧军重回上海时，又一次回到襄阳南路。此时，距离鲁迅先生去世已经过去半个世纪，昔日身边的萧红也已在香港病逝44年。为这条留有自己青年回忆的襄阳南路，萧军写道：

“梦里依稀忆故巢，拉都路上几春宵。双双人影偕来去，霭霭停云瞰暮朝。缘结缘分终一幻，说盟说誓了成嘲。闲将白发窥明镜，又是东风曳柳条。”

二萧在鲁迅墓前

拉都路（RouteTenantdelaTour），由上海法租界公董局于1918年到1921年修筑，得名于一位法国职员。1943年以湖北地名改名襄阳，1946年后更名至今，也就是今天的襄阳南路。

今天的襄阳南路，还有一处名为拉都坊（又名襄阳坊）的新式里弄建筑，建于1930年，砖木结构二层高，即记录下了这条路曾经的名字。

1936年秋天，鲁迅去世。此时已经熬过进入上海最初困窘期的二萧之间，反而渐生嫌隙。萧红在这年夏天已经孤身前往日本，萧军也离开上海北上。拉都路上曾携手进退的俪影不再。

也是在1936年底，巴金来到了襄阳南路。当时，巴金的好友、被他称之为“长兄似的友人”的马宗融要去广西大学教书，随即请巴金住到拉都路(今襄阳南路306弄)敦和里帮其照看房子，一直到次年暑假马宗融一家返沪，巴金搬到霞飞坊居住。在敦和里的半年时间，巴金写了童话《能言树》。他曾回忆：“那时候，我住得‘阔’了。整幢房子，就我一人住。三楼是卧室，二楼是书房，底楼是客厅。”

1937年马宗融一家回到上海时，马宗融的太太罗淑正怀着身孕。这位刚刚出版了《生人妻》而初露头角的女作家原本计划让丈夫先去桂林教书，自己留在上海生小孩，并继续创作，然后去桂林一家团圆并定居。然而，“八一三”的枪声打乱了他们的安排。马宗融改去四川，罗淑带着大女儿去成都，临别时她对巴金说：“这个时候我一定要赶到老马身边，帮助他。他像个大孩子，又像是一团火。”这对夫妻抵达四川后，还挂念着巴金，不断给他发电报，担心他在上海的安危。然而没有想到，1938年2月，罗淑在成都生下小儿子20天后患产褥热去世。

巴金记得，初见马宗融时，他们一见如故。旅法归来的马宗融踌躇满志，的确像一团火一样滔滔不绝，拉着刚认识的巴金吐露他正在热切追求一位朋友的妹妹——就是后来成为他妻子的罗淑。他们果然成了夫妇，也有了美满的家庭，她在兵荒马乱中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赶到他面前。但是，正如巴金后来在追悼马宗融的文章中写的那样——

“没有想到等待她的是死亡，他们重聚的时间竟然这么短。”

巴金新华社发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中央军委决定重建新四军。

1941年3月，新四军驻上海办事处悄然来到位于襄阳南路、嘉善路、永康路和永嘉路合抱的街区里的兴顺里。今天，路牌名为嘉善路140弄15号的新四军驻上海办事处旧址，隐身在一片看起来平平无奇的民居中。当时，办事处主任杨斌以读书人的身份，谨慎地和邻居相处着。

杨斌1935年参加一二·九运动，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开始后，他到延安学习，后被派往新四军工作。他在襄阳南路上镇定自若地走过时才30岁。

史料显示：新四军驻上海办事处一直输送各类人员赴新四军根据地。江苏省委陆续抽调40余人作为新办工作人员，至1942年底办事处结束工作的两年间，共输送1700余人，大多是工人、职员、学生，也包括部分文化界人士，为发展壮大新四军和根据地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同时，新办承担了掩护和护送各根据地领导路过上海或来上海治病等工作。1942年底，因办事处已完成历史使命，加之环境日益险恶，党组织决定撤销该机构。

1946年12月，一位穿着旧长袍的长者也走过了襄阳南路。他是中国民主同盟创建者和领导者张澜。在出川前往上海主持民盟工作时，国民党大员对张澜去上海的旅费和住所“表示关切”，但被张澜婉谢了。他到上海后，住在西爱咸斯路(永嘉路)集益里8号。

这是一幢三层楼的新式里弄房子，当时是四川和成银行职工宿舍。张澜在这里主持民盟工作，并草拟了著名的《中国民主同盟总部解散公告》，支持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和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进出弄堂的人们记得，张澜经常独坐窗前，读书习字。

1947年5月，由于叛徒的出卖，杨斌在上海被捕，1948年春在南京牺牲，年仅37岁。1949年4月，马宗融去世，深夜接到复旦友人电话的巴金赶去时，只看到马宗融的孩子们小声地哭着，死者静静地睡在床上，只有寥寥几个朋友向遗体告别。一个月后，上海解放。

1949年9月，张澜和巴金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10月1日，在天安门参加开国大典。

一年后，巴金追忆道：“听着远远近近的锣鼓声，我兴奋得不能合眼，我坐在桌子前面，拿起笔在纸上写着，我一直写到深夜。我反复地写着同样的一句话：‘占人类总数的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这百年来有多少撕裂人心的痛史！有多少不平不义的故事！有多少牺牲掉的有为的生命，埋没掉的卓绝的才能！还有无数说不尽写不完的奇耻大辱啊！然而现在那一切，那一切都过去了，都像梦魇一般地过去了！是永远不会再来的了！因为我们中国人已经站起来了。这不是一句空话。这是一个震惊世界的事实！所以我们怀着快乐的、感激的心来迎接这个伟大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