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4月9日，已至子夜时分，只见位于古拔路50号（现富民路50号）的一幢洋房内依旧灯火通明，一个名为“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组织正在这里召开一场有关当时中国体育事业发展的重要会议。

据1935年4月11日的《申报》报道：“此次全国体育协进会因各董事来沪出席全国运动会筹备委员会及教育部体委会议之便，为商讨会议进行及筹备参加世界运动会等事宜起见，特假古拔路王宅，举行临时全体董事会议”。这篇报道中所提到的“世界运动会”，即是指1936年在柏林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而当时这幢洋房的主人，正是有着“中国奥运之父”之称的王正廷。

王正廷，浙江奉化人，著名外交家、体育活动家。1919年1月1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各战胜国在法国巴黎举行会议，史称“巴黎和会”，王正廷作为中国代表出席并准备与顾维钧等人一起借机废除列强在华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但此举却遭到列强各国的无视并欲将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消息传到国内后，激起了各界人士的强烈愤慨，“五四运动”由此爆发。在国内民众的强大声援下，王正廷与顾维钧等人最终在巴黎拒签和约，捍卫了国家的尊严。

与当时其他有识之士一样，王正廷对于体育的理解与认识也是从“体育救国”开始的，他曾在《体育季刊》发刊词中写道：“当视体育为强健身心之常经，当视体育为振兴民族之正轨”，寄托了他希望通过发展体育运动而振兴中华的美好愿望。1915年5月，第二届远东运动会在上海举行，这是有史以来首次在中国举办的大型国际运动会，由于王正廷等人有效的组织与筹备，加之当时上海各界人士的积极响应，历时8天的运动会最后圆满成功，中国队获得总分第一，在中国体育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正是因为王正廷对中国体育事业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在1922年巴黎召开的国际奥委会第22届年会上，他被推举为中国第一位、远东第二位奥委会委员。自此，中国与国际奥委会正式建立起了直接的联系。

1924年7月，中华教育改进社召开年会时，《申报》“教育消息”编辑主任马崇淦、圣约翰大学体育指导兼《申报》出版的《教育与人生》周刊体育编辑蒋湘青等在会上提议，建立全国性体育组织，并得到与会者的热烈响应。“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因此于不久后正式成立，王正廷担任该会名誉会长。1931年，国际奥委会正式承认该会为中国国家奥委会。至此，中国又向参加奥运会的目标迈进了一大步。

1932年，中国运动员刘长春在历经千难万险后远渡重洋参加洛杉矶奥运会，成为中国运动员站在奥运百米赛道上的第一人。就在刘长春启程前，王正廷还亲赴码头为其壮行。后来，王正廷还率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参加了1936年柏林奥运会与1948年伦敦奥运会，越来越多的中国运动员开始出现在奥林匹克体育竞技舞台上。可惜的是，由于当时中国“积贫积弱”，在这几届奥运会上，中国运动员由于舟车劳顿以及缺乏后勤保障等原因均难有建树，有时连回国的路费都成了问题。

学者薛理勇在《旧中国的中华体育协进会》一文中写道：“1947年下半年，南京国民政府在军事上接连受创，财政赤字纪录不断刷新。王正廷深知由政府出资组团参加奥运会已没有指望，旋议定一个最保守的方法，即将经费总额定为最低的15万美金，设想由政府、社会人士和华侨各摊三分之一。而即将出发前，实际拿到的钱不足一半，只得削足适履，临时裁改运动员人数。即使这样，赛事结束时，代表团连回国路费也没了。最后，王正廷只得向驻英国大使馆求助，由在中国有较大业务的英国旅游运输公司——通济隆公司垫资购买机票回国。而王正廷暂守伦敦，直到孔祥熙汇去3000美金后，王正廷才得以脱身。”原本对于奥运满怀一腔热情的王正廷，受当时困局所限，最终还是壮志难酬。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同年10月26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备会上，决定将原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改组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1952年6月，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在北京成立，从此中国的体育事业又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王正廷于1948年移居香港，他居住过的富民路50号后来曾先后成为大厦中学与爱华中学的校址。1994年，爱华中学并入位于当时位于富民路43号的华东模范中学，富民路50号称“华模西部”。

华东模范中学创办于1945年，于1949年停办。1983年又以富民路43号培英中学为基础，恢复华东模范中学。原先位于富民路43号的培英中学内，曾走出过原中国女篮主力丛学娣、原上海男足朱有宏、郑彦等一批运动健将。

其中，丛学娣多次在奥运会上为中国女篮获得佳绩攻城拔寨。这些优良传统至华模中学恢复后依旧得到了很好的传承与发扬，“篮球传统学校”至今仍是华模中学的一块“金字招牌”，“富民路上的体育故事”仍在继续讲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