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对话·栏目导读

青未来背后得到了一群生态环保领域专家学者的支持。他们中有人从事野生动物保护，有人从事生态环境治理，有人研究开发绿色能源技术，有人着力生态文明教育，他们每个人在这个行业的不同生态位上共同推动着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在《青对话》栏目里，青未来团队和这些专家们聊了各自背后的人生故事，对环保事业的使命感以及理想中的绿色乌托邦。

本期《青对话》，华东师范大学的达良俊老师与我们分享“城市生命地标”的理念——为什么我们需要有生命的城市地标，上海的生命地标在哪里，同时讲述华师大闵行校区樱桃河上的生态小岛的前世今生。

我是军人家庭出身，从小又在部队大院里长大，这种深刻心底的民族自尊心让我很不服气——日本可以，为什么我们中国人不行？

城市生态学主要研究什么内容？

一般来说，城市生态学主要研究三方面的内容，也是城市生态学研究方法论的三范式。

一是城市中的自然生态学，我们叫“ecology inurban”，很多研究自然生态学的人，对这方面都能很快上手。

再者就是研究更宏观的城市复合生态系统，研究的对象不仅包括城市的自然系统，也包括城市的社会系统和经济系统，对它们进行复合性综合研究，我们叫“ecology of urban”。

还有一种是为城市发展服务、支撑城市生态环境建设的研究，比如我们如何保护、改善、恢复、重建城市生态环境，并为生态环境建设的成果保驾护航，叫“ecology for urban”。

这三方面的工作，我负责的上海市城市化生态过程与生态恢复重点实验室团队都在做。

您在日本留学和工作有十多年，为什么后来还是选择回国发展呢？

感谢国家的培养，我在1982年3月份公费去往日本留学。怀着那代人强烈的拼搏精神，我在日本从本科到博士后一直念了十年的书，后来又在一家上市公司的生态环境部门从事技术开发的工作，做了五年半，所以我在日本学习和工作的时间是很长的。

当时一方面确实是觉得日本发展得非常好，另一方面，在和日本人交流的过程当中，他们有意无意的一些话也会刺痛到我，说我们中国这也不行，那也没有，有时候会因此受到很大的打击。

我是军人家庭出身，从小又都是在部队大院里长大的，这种深刻心底的民族自尊心让我很不服气——日本用了30多年的时间取得了当时这样的成就，我们中国人也是聪明人，为什么就不行？

所以尽管当时嘴上不说，但我暗下决心，将来也要建设一个美好、强大的中国让他们看看。这是我后来选择回国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城市建设中，实现生态友好的设计和管理的理论基础和技术方法其实一直都有，但很多时候不是我们做不到，而是我们想不到。

您经常提到“伪生态”的概念，那什么样的生态是“伪生态”？我们判断真伪的依据是什么？

我们说人的三观包括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其实城市生态也有三观，我们叫生命观、动态观和系统观。很多城市生态现象我们说是假的、伪的，就是和我们提的这种“三观”不符，是对城市的认知以及城市生态环境恢复建设的理念和路径方法出现了问题。

不同专业背景的人，对城市的认知是不一样。从事行政管理的人，认为城市是一个行政单元；研究经济学的人说，城市是一种经济单位；而我们生态学则认为城市是一个生态系统。作为人工生态系统，城市也是有自己的结构和功能的，结构就包含它里面的生命组成跟环境要素，同时它的功能是通过动态变化来展示的。

基于这个，我们指导城市生态环境建设，就需要具备“生命观”。我们不能把城市当作是简单的景观体、物理体或化学体来对待，城市一定是有生命的。比如我们种树，就要把它们当作生命来对待，关心它们生长在这里舒不舒服，几个树种凑在一起，它们是不是能够和平相处。

“动态观”是说，我们搞城市建设不能只看眼前而不考虑今后的发展。我早期研究森林群落动态演替，我们经常有一个思维模式，就是通过一片林子的现状，去复原这里过去应该是什么样的，然后在现在的干扰情境下，推演未来这个群落又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跨入一个什么样的新演替阶段。

但我们目前很多情况只考虑生态系统建成时的状态，三年验收一过，后续就不管了，没有人会去关注五年后这里怎么样，生态系统会不会退化。为什么有些地方的生态环境治理没有一个长效结果呢？就是因为没有相关的考核，建设管理者缺乏这种动态观。

比如小区里面种了一棵树，刚开始只有4米，但后来长到了14米，有居民就投诉了，说这棵树影响家里冬天的采光了。如果把这棵树连根伐掉，是违反绿化管理的相关条例的，物业就只能把这棵树拦腰斩断。如果管理者有这种动态思维，早期种植绿化的时候，就选那些长到四五米就不再长的小乔木或大灌木树种，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了。

还有一个就是系统观。生态系统包括环境要素和生命要素，但很多人治理生态环境只盯着环境要素，只关注里面的污染物，觉得只要把污染物从生态系统里面去除就万事大吉了，没有系统的观念。

我们之前去江苏开会还讨论到，为什么国家投了这么多钱，太湖还是治理不好，有些指标还老是反弹和超标，其实就是我们的治理思路有问题。有些污染物是必须要去除的，但有些不是。

蓝藻打捞队员在太湖无锡新吴段打捞蓝藻

比如说到水污染，大家可能听到比较多的一个词就是“富营养化”，水体为什么会富营养化，就是因为水里的氮、磷多了，导致蓝藻等大量繁殖，所以很多地方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来脱氮、除磷。

我就跟当时会上的人说，如果是我们来处理的话，我们会考虑种植更多的高等植物。大家都知道，植物生长本身就需要吸收氮、磷元素，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引入大型水生植物的方式来吸收和利用水中的氮、磷元素，水草长上去，蓝藻就自然会在竞争中消退了。

无锡贡湖湾湿地公园是太湖生态恢复试验场，

太湖蓝藻爆发时节，一堤之隔，两个世界

我们在华东师大丽娃河综合整治项目中，就把生命系统移植进了水体里，让水中的氮磷为植物生长提供养分，氮磷由污染物质变成营养物质，“废水”变成了“肥水”；水生植物又能成为草鱼、螃蟹等动物的食物，形成了很好的食物链循环。

所以我们对于环境污染的治理一定要有整体的系统概念，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华东师范大学长宁校区丽娃河综合整治前后

您还一直提到我们要构建城市的“生命地标”，我们要怎样去理解“生命地标”？

所谓地标，landmark，就是一看就知道到了哪里，比如一看到东方明珠塔就知道到上海了。对于城市，我们往往更关注的是众多建筑、构造物所构成的人文建筑地标，它代表了城市的一种文化。

我们一直在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习近平总书记也提到，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我们要构建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在追求这个目标的过程中，“生命地标”就是一个很好的建设抓手和依托。

从生态学来讲，城市不仅是人生存的场所，也是很多生物的栖息空间。我们提到的“城市生命地标”，就是为人们提供一个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目标的建设途径，指导我们的城市建设不仅适合人生存，也能让城市里的其他生物生存下去，这是我们提生命地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和初衷。

白玉兰是上海的市花，可以作为上海的“生命地标”吗？

一提起椰子林，大家可能会想到海南；而提到胡杨林，大家可能会想到新疆和西北。有人会问，白玉兰是上海市的市花，那白玉兰树是不是就可以成为上海的生命地标呢？我觉得，白玉兰更多的是代表了一种奋发向上的上海精神，它应该属于一种人文地标。

如果真正从“生命地标”这个角度去评上海市花的话，我们可能不一定会选白玉兰。上海在气候带上位于亚热带的北缘，地带性植被是含有落叶成分的常绿阔叶林，而白玉兰是落叶阔叶树，并非上海地带性植被的主要组成种类。

陆家嘴的白玉兰花

在您看来，上海的城市生命地标是什么？

一些生态环境建设比较好的城市，可能本身比较幸运，周边有自然的山地，有地带性的植被分布，比如广州有白云山，白云山里就有很多自然分布的群落，这些就是一座城市的“生命地标”，是不需要人为刻意去构建的。

上海在这方面是“不幸”的。上海陆域现在唯一的山就是佘山，海拔才100米，而佘山又大都是人工的林场，缺乏这种地标性的生命群落。

但上海也不是没有自己的“生命地标”，我认为应该是在大金山岛。大金山岛位于上海西南的杭州湾，长期与上海内陆保持孤立，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相对比较小。岛上较好地保存了上海的地带性植被红楠林和青冈林，是上海地区野生植物资源最丰富的地方，这里就是我们的“生命地标”，是我们在上海构建生命地标的“样板”。

金山三岛位于杭州湾口北部靠近金山嘴，

其中大金山岛是上海市最高和最大的基岩岛，

被称为上海最大的乡土植物基因库

我们以大金山岛的大自然作为参考，用模拟自然、接近自然的方式来建城市森林，然后把土著动物也招引回来，人为地构建起一种近自然型“生命地标”，在这方面我觉得上海还是做得比较好的，早期的近自然森林建设，现在也成了我们的“生命地标”。

大金山岛青冈优树生境及外貌

为什么我们要特别重视乡土生物多样性的合理布局呢？

大家对生物多样性好像存在一个误区，认为生物多样性就是物种水平上种类越多越好。比如一个地区的生物，原本可能只有300种，然后决策者看到其他某个发达地区的物种，居然达到了800种，所以一定也要东拼西凑出800种物种来。

这种拼凑起来的生物多样性，是一种质量不高的假生态、伪生态，要经常打杀虫剂、除草剂，喷洒化肥、农药，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去维持，就是我们常说的“三分种七分养，三分建七分管”，这些都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需求。

最典型的就是我们在城市绿化、林业建设的过程中，会用到自然界中不存在的植物组合，通过驯化让它们在非自然分布地区生存。比如说前几年上海引进了很多原产于热带地区的棕榈科植物，这些植物很少在上海看到，所以一下就提升了城市景观的吸睛度。我们好像走入了一种误区，在城市绿化建设过程中，一味追求“珍奇特”，认为我们没看过的东西就是好的。

但2005年引进一棵生长在澳大利亚热带沙漠里的佛肚树要13万，从日本引进一棵胸径35公分的红枫要30万，我们的社会资源为什么要这样去挥霍？

佛肚树也叫瓶干树，原产于澳洲昆士兰

而且上海处在亚热带的北缘，每隔三五年就会遇到一次寒流，这些热带植物在温度高的时候还好，一旦遇到寒流就会全军覆没了；而以温带为主要分布区的色叶树，在“秋老虎”横行的上海，色变效果也并不尽人意。为这一切买单的都是广大纳税人。

徐家汇肇嘉浜路天桥绿地种植的三棵加拿利海枣，

为应对寒潮采取防寒包扎

其实有价格更低廉、更适合当地生态环境的乡土植物可以选择，但我们为什么不用，反而去用不在我们气候带上的物种，实施跨地带性种植，还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去维持这个系统呢？

我们一直在呼吁，希望大家都能意识到这个问题。我作为一名人大代表，有责任义务对政府怎么用好纳税人的钱进行监督。

而我们依托乡土植物来构建的地标性生物群落，成本就不会那么高。乡土树种最适合当地的气候和土壤条件，后续就可以采取一种自维持、自循环、自更新的零养护模式，这就是我们所追求的接近自然、模拟自然，是真正健康的生态。

华师大闵行校区的生态岛，是不是“生命地标”的一个典范？

典范不敢说，起码是比较成功的一个案例吧。在建新校区的时候，我们樱桃河上有一个建筑垃圾堆成的小岛，学校后勤部门就找到我，问我能不能帮忙设计绿化一下，但经费可能不太多。我说找我就找对了，我们团队搞绿化都是用乡土植物，不需要从国外引进所谓的“高档”物种。我们就打算把它做成一个后续不需要养护的生态岛。

华师大闵行校区樱桃河上的生态岛原先是个建筑垃圾堆成的小岛

当时我有这样一个概念，我们以乡土树种为主构建植物群落，土著动物就回来了；不使用杀虫剂或者农药，就会有很多昆虫；植物会结果实，鸟类自然也就来了。这样就可以形成完整的食物链，同时与乡土植物相适配的自生微生物群落也会形成，这个小岛就成为以“乡土植物-土著动物-自生微生物”为支撑的地标性生物群落了。

樱桃河生态岛的四季风貌

现在我们闵行校区已经观察到了超过100种的鸟类，最近我们生科学院的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在岛上又发现了上海很难见到的小太平鸟。这么一个小小的生态岛，就可以为这些生命提供很好的栖息空间，这是我们非常期待的。

现在生态岛上已经有了鸟类这样的高级消费者，但还缺少像猛禽这样的顶级消费者。如果一个区域内有猛禽生活的话，说明这个生态系统的质量是相对比较高的。而如果像生态岛这样的生命地标越来越多的话，我们可能离猛禽的回归也不远了。

樱桃河生态岛上的小太平鸟

为什么顶级消费者这么重要？

评价生物多样性的质量，分几个层次。

首先是看物种的数量，然后要考虑这些物种中本土生物的数量，再往上就是要能找到高级消费者甚至顶级消费者，因为顶级消费者的存在，需要以大面积的生产者以及大数量的初级和高级消费者作为支撑。

生态学界为什么认为顶级消费者重要，除了标志生态系统的质量外，就是因为它们“自上而下（top-down）”的效应是非常强的，它们的存在可以很好地维持整个地区生态系统的运转。这些顶级消费者一旦缺失，它们的生态位就会空出来，就会有其他生物来填补这个生态位，但这些替补的物种是不受控制的，整个系统就会面临失衡的风险。

构建城市的“生命地标”，您的团队有什么样的实践？

最近我们团队在给崇明区政府提方案。崇明岛上蚊子太多了，怎么能够让蚊子更少些呢？除了使用绿色的农药和杀虫剂，降低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同时我们也提出用生物防控的措施，尽快恢复崇明岛的蜻蜓、家燕、蝙蝠这些蚊子天敌的种群数量。尽管崇明是个生态岛，但现在这些生物还不是很常见。

我们团队还在给崇明做生态道路建设指标体系研究，在道路规划、建设、管理的过程中，更多地去贯彻环境友好和生物友善的理念。

比如在道路施工过程中，会有很多粉尘等污染物滞留在路面上，一旦下雨，污染物就会被雨水冲刷，顺着路边的雨水管直接进入河道里，所以初级雨水的污染性很强。我们建议，路面应该稍微有点坡度，这样受污染的雨水就可以通过路边的海绵绿地等缓冲地带，进入自然净化体系或渗透槽等人工净化措施，而不会直接流到河里去。

再比如，很多路灯对昆虫都有吸引性，昆虫聚集在一起后就掉落到灯下面，不仅对昆虫种群本身是一种伤害，还会使汽车的轮胎打滑，特别是在高速公路上，可能会造成交通事故。而长波段的光是不吸引这些昆虫的，我在日本留学的时候了解到，日本就会用钠灯作为道路两旁的照明灯，对昆虫没有诱引作用。我们也可以采取类似的方法来避免昆虫聚集在路灯下。

另外，汽车的远光灯也会对道路周围的鸟类造成影响。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在鸟类种群的栖息地，把道路用屏障隔开，让灯光不要去影响到它们，这也是对生命的一种友善。

为保护鹭鸟栖息地，江湛铁路江门市段建设了2公里长的全封闭声屏障，属世界首例

在一些自然条件比较好的地方，机动车可能会撞到过路的一些野生动物，就是我们说的“路杀”。我们在修路的时候，也要考虑在路面下修涵洞，或者建一座横跨道路的架桥，让这些动物穿过。

正在建设的崇明生态大道，

部分路段下方设置了可供田间动物穿越的涵道

其实只要我们花一点心思，就能实现这种生态友好，但很多时候不是我们做不到，而是我们想不到。这些设计、管理的理论基础和技术方法一直都有，但大家可能认为我们还没发展到那个程度，所以一直没有去考虑。

现在我觉得我们已经发展到了需要考虑这些的程度了，中国要引领新的生态文明社会形态，如果我们自己不去践行，怎么去引领别人呢？

现在学术界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第一要义是紧盯和追踪国际前沿，但少有人提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对于我们现在提出的“生态文明”，您有什么样的理解？

历史学家汤因比曾说过，人类一直是在挑战和应战当中，跨入到文明新阶段的。

现代工业文明引领的发展模式是存在弊端的，最显著的就是资本主义的剥削性质，不仅体现在资本方对劳动者剩余价值的压榨，也体现在人类不考虑地球的承载力，对地球资源无止境的开发和索取。在这样一种工业文明理念引导之下的社会运转模式，是存在很大的问题的。

因此我们需要跨入到一个新的文明阶段，在新的文明理念的引领下，构建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形成新的文明形态。为什么我们要提出生态文明？生态文明不仅仅是一个目标，更是我们人类要跨入的一个新的文明阶段，这是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点。

对此老外却觉得不可思议，以他们的理解，人类社会应该是由他们来引领，才能跨入一个新的文明阶段的，但没想到现在我们中国人却先提出来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老外现在反对中国的原因之一，没想到我们中国人居然想要引领全世界和全人类，跨入到新的文明阶段。

我们想要引领“生态文明”的国际前沿，但现在做科研好像还是会追踪国际主流？

确实，现在学术界做科学研究，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第一要义是紧盯和追踪国际前沿，但少有人提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有时候会比较激动和气愤，我说我们中国人也不傻呀，为什么我们申报课题的时候，第一条永远都要说，这是现在的国际前沿，老外都说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也要做这个事情？我们好像就只能认可别人的评判，没有自己的评价体系和标准。

老外引领的前沿，跟中国的发展不一定是相匹配、相适配的。在他们的社会发展到某个阶段以后，认为某件事情是最需要去做的，这是合理的，但这不代表中国在这个阶段也要去跟风。很多情况下我们不去考虑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反而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帮着老外去巩固这种所谓的引领性理念，去做佐证性的研究，乐此不疲。

我们很担心中国的科学家会被别人牵着鼻子走，被带偏甚至被利用，花了那么多钱买别人的仪器设备和试剂，用别人的模型去帮别人去做验证，花大价钱在别人的杂志上发文章，不知不觉都在帮别人做事，一些成为做重复性劳动的科技工人。

如果不以“国际前沿”为导向的话，我们做科研的导向应该是什么？

做科研也是跟社会的发展水平紧密相关的，社会发展水准越高，这个社会就越自信，就越不容易跟着别人走。比如日本就倡导把自己高水平的论文发在国内的期刊上，他们觉得好的研究要先在国内占领阵地，不需用所谓的影响因子来评价论文的好坏。

做科研的动机，之前我们一直都是“国际前沿导向”，现在可能更多是“问题导向”或者“需求导向”，但最理想的状态，应该以兴趣为导向来激励做科研。

有位跟我一起日本留学回来的朋友，他是做海洋古生物研究的，经常跟着人家的船一起出海采集样品。很多人觉得这样的研究好像没有太大的意义，但他自己对这方面非常感兴趣，也很喜欢自己做的事情，这可能是一种真正做科学研究的觉悟和境界。

以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来看，我们还无法避免各种以需求为导向的科研工作，特别是我们城市生态学研究，还是要为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做出努力的。但我相信，当我们发展到某个阶段之后，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科学家能从自己的兴趣爱好出发去做科研。

最近我看到当年曾经留学过的理学部学部长对本科新生的建议，有一些感触。希望大学生们在四年的本科学习中，培养基于好奇心的科学兴趣，习得追寻真理的方法路径，觅得人生的良师益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