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9日，星期五。媒体刊登的天气信息显示，那是一个炎热的多云天，最高气温逼近37摄氏度。那天，距离卢沟桥事变刚过去两天。

上海中外文大小报不约而同地在头版放送着中日开战的新闻。战争阴云压迫下，这天夜晚，中国第一座公共园林——外滩公园（今黄浦公园）里，一阵阵激昂的高歌回荡苍穹：“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歌声，缘何而来？

1937年7月9日，《大公报》第16版刊出启事：“今晚九时，如天气适宜，工部局管弦乐队在外滩公园举行铜乐演奏。听众免费入场，惟欲租用特备之座椅者，每人纳费二角。”

早在20世纪20年代，上海租界工部局管弦乐队已明确乐队立队使命之一为“在市政公园与花园内公开表演”。因此，之前该乐队曾连续多年筹划夏季开放音乐活动，广获乐迷及普通听众的好评。其中，不少夏季开放音乐活动是在老上海各公园内露天举行的。譬如1934年8月，每逢银行休假日，乐队便会于当天17时至18时30分在兆丰公园开演。

据1937年6月29日《大陆报》消息，当年的“上海露天音乐季”将于7月1日盛大开启。其间，上海租界工部局管弦乐队将轮流在杰西菲尔德公园（今中山公园）、公共花园（外滩公园）、虹口公园（今鲁迅公园）三处为民众献上露天音乐会。同一天出版的《字林西报》登载了演奏曲目。依照主办方预案，包括《蓝色的玛祖卡》《波希米亚人》选段等9首经典曲目将在外滩公园奏响。由此观之，7月9日晚外滩公园上演的露天音乐会，无论从组织形式抑或选奏曲目方面看，其实都是一场常规活动。

然而，两天前发生的卢沟桥事变，注定让1937年7月9日的夜晚难以平静。

当天，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等8家单位联名发表《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等团体为卢沟桥事件宣言》，疾呼“最近华北形势，一天比一天紧张，这局面直到昨晨敌人在卢沟桥挑衅事件发生，可以说已经到了最严重的关头了！”同样是在这一日，中国人民抗日红军请缨抗日，宣誓：“请授命为抗日前驱，与日寇决一死战！”

是夜，上海租界工部局管弦乐队那场普通的音乐会准时奏响。启幕不久后，演出场地周边忽然响起了气势磅礴的《义勇军进行曲》合唱，歌声由低渐高，继而盖过了乐手的吹奏。

当年7月23日出版的《星华》杂志刊登了见证人“木圭公”（化名）撰写的回忆《救亡的歌声震动每个人的心能》。文章回顾：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一阵勇壮的歌声，很激烈地在草地上响了起来。我……不由自主地向着歌唱发音处前进。到了目的地，只见十数个血气方刚的青年，分为二团，在草地上高唱着救亡的歌曲……他们把《义勇军进行曲》唱完后，接着唱了一支《打回老家去》……不意引起了一行西捕的注目……那位巡捕先生，经过旁观者一度解释后，也不制止地去了……伟大的歌声继起，观众们愈聚愈多……”

假若放在和平年代，高唱歌曲打搅音乐会的确失礼。但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爱国青年在外滩公园传唱爱国歌曲的行动其实是“一曲惊醒梦中人”。

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档案内，一份编号为“D-7999”的卷宗详细记录了巡捕房处置1937年7月9日外滩公园歌声事件的始末。

档案披露，7月9日当夜共有20名左右唱歌群众被巡捕控制，分批带上了两辆警车。在经过所谓“当场教育”后，态度相对温和的被捕群众得到释放，7人则被带回巡捕房接受进一步审查。

他们当中，年龄最大的毛忠康不过25岁，最小的江永如仅16岁。他们当中有打杂谋生的店小二，有囊中羞涩的穷学生，有跑前跑后求温饱的学徒，没有一位锦衣玉食者。

正是这群生活不那么“理想”的理想者，用救国歌声对抗亡国前夜的靡靡之音，击碎了部分人得过且过、自我麻醉的幻梦。他们有的来自宁波、苏州，有的来自广州等更远的地方，在黄浦江畔一道唱响了中国青年救亡图存的时代心声。

令笔者颇为动容的，是7月11日《新闻报》报道，9日晚11时，外滩公园游人散尽，突然间公园附近的黄浦江面上又响起了嘹亮的《打回老家去》歌声。经查，原来是“青年乘小艇在靠近公园处高歌”。7月18日《社会日报》编辑解释：“那天晚上黄浦江心里的歌声，是逃走的一部分朋友雇了船重新在船上唱的。”

这7名青年入狱后，舆论哗然。

《绥远西北日报》驻上海记者于7月10日0时54分发出急电：“外滩公园，9日晚有群众高唱救国歌，旋巡捕房派警备车捕去青年六人。”其所获数据虽不准确，但单是“深夜急电”这一条，就足见记者与该报对外滩公园一事的高度重视。随后几日间，诸多正义媒体相继声讨巡捕房，有的还痛斥“租界欺人太甚”，形容此事是“救亡有罪，唱歌被捕，上海外滩公园一幕悲愤剧”。

或是迫于舆论燃眉的压力，又或因中日战事星火燎原让租界方面嗅到了狼烟，巡捕房最终淡化处理，分批次释放了被捕的7名青年，未按抓捕档案所载计划那般提起诉讼。7月23日出版的《电声》杂志交代了青年们的后续：“十几个人里，有一两个立即放出，第二天，其他几个也放了出来，拘在那里的，仅二三人，但是到现在，也释放了。”

值得注意的是，1937年7月9日外滩公园主要歌者同出一校。

1937年7月12日《东方日报》新闻披露：“外滩公园唱救亡歌曲之青年十余人被捕事，已引起多方注意。闻此次被捕青年，均系量才补习学校学生。”量才补习学校，是近代上海传媒大亨史量才依托《申报》于1933年设立的成人教育机构。该校自创办之日起，便由李公朴亲自掌舵，很快便成为当时上海重要的平民教育、新思想传播基地。

几天后的7月17日，在聂耳先生逝世二周年纪念大会上，上海爱国人士以《义勇军进行曲》作大会结尾歌。《电声周刊》激情描绘：“末了是台上台下合唱《义勇军进行曲》，一连地唱了三遍，高壮的歌声，也许会使在场窃听的敌人打战！”

1937年7月31日“七君子”（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史良、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出狱时，与前来迎接的挥舞着旗帜的爱国人士一同高歌《义勇军进行曲》。《立报》记者对这幕记忆犹深，以“七先生出狱时曾高唱《义勇军进行曲》”为题发布新闻。

“七君子”出狱之际，抗战宣传氛围转变。公共租界工部局文件显示，1937年8月“解封”后，上海的抗日救国歌曲宣传活动蓬勃发展。

1937年10月6日，租界内广播电台先后播放了《义勇军进行曲》《热血》《救国军歌》《一日贡献国家去》《五月的鲜花》《保卫中华》《打狼歌》《冲锋歌》《抗敌歌》《打回老家去》等主题鲜明的歌曲。11月13日，稚鸣社广播在当天播送了《长城谣》《救国歌》《杯酒高歌》《大家一条心》《中国少年》《凯旋》《暮寒衣》《新渔光曲》《凯旋歌》等11首救国歌曲，基本覆盖了整个黄金时段的音乐档期。

11月14日，上海《社会日报》感言：《义勇军进行曲》“应该说是近一年来，最深入民间的一支歌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