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世纪中叶，福州路就已经是闻名遐迩的文化用品一条街。但不止于此，1929年，从这里发出的一封信，改变了中国的命运。这是1998年末诞生于此的上海书城的前生故事，也是关于文字力量的一种阐释。

1991年，申城的报纸上刊出《中共上海市委关于当前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若干实施意见》。意见预示：市一级的文化设施，在“八五”期间要建成或基本建成十大工程，其中有后来我们都熟悉的东方明珠电视塔、上海图书馆新馆，包括上海书城。

两年后的1993年8月，一则来自福州路文化街规划小组的消息再次透露，为了重振福州路，“在河南中路至湖北路一段，形成一个专业书店群。除现有的上海科技图书公司、上海书店、外文书店、古籍书店等外，还将增设工具书店、译文书店等十余种专业书店；同时，兴建上海书城，使福州路成为上海乃至全国书刊零售批发的总书库”。

这，就是今天我们熟悉的上海书城的缘起。

福州路465号上海书城福州路店，在1998年12月30日正式开业。这一占地3713平方米，总建筑面积39830平方米，楼高27层，其中1至6层为书市的庞大建筑，以及超级市场的经营模式，令人耳目一新。当时，书城采用的计算机系统在国内是最先进的。

时光如梭，弹指一挥间，23年过去了。这个秋天，当读者走进福州路465号上海书城福州路店，大门内墙上用醒目的字体写着：“二十三载，感谢您的陪伴！道一句‘再见’只为未来更好的遇见！”上海书城福州路店将营业至12月12日，之后闭店重新装修。读者排队前来购书或怀旧，并用弹幕抒发对书城暂别的不舍与寄望——“一代人青春的印记，期待书城新貌”。

书山玉立

世纪交替之际，上海人选择在福州路矗起一座“书山”并非偶然。因为福州路的名字和文化一直息息相关。

福州路，也被称为四马路，东起外滩，西至西藏中路，全长1453米。《上海专业志》资料显示，该路于19世纪50年代开始兴筑，分两个阶段完成。第一阶段于清咸丰六年（1856年）筑到今湖北路，第二阶段于同治三年（1864年）筑完全程。商市与道路的辟筑同时而兴。道光三十年（1850年）福州路外滩一带已有英商公易、丰茂等洋行。19世纪后期工部局规定货车和空车不准在南京路行驶。一些车辆改道经过福州路，为此地带来更多人气。

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英国基督教传教士麦都思在福州路南面（今仁济医院周围）购地一块（当时人们称此地为麦家圈），开设了墨海书馆。麦家圈一带自此相继开设印刷厂、书店、书局、纸张店和文教用品商店。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创立在江西路（今江西中路）的商务印书馆，在福州路、河南路（今河南中路）口，另辟新址，建造一座四层楼房、五开间门面，店堂宽敞，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印书馆，出版的书籍品类多，有字典、辞典等工具书和古籍大部丛书，如《四部丛书》《四库全书》《丛书集成》等，尤以出版教科书闻名。大店的到来带来吸纳效应。据《华商行名簿册》记载，到光绪三十二年，福州路上已有商业网点150户，其中书店、书局、文具店、仪器社17户。

1912年，中华书局在福州路上出现。1921年，世界书局也来到福州路。以青年读者为主要对象的开明书店和邹韬奋创办的生活书店都迁到福州路，后者的前身为《生活周刊》社，这家书店出版的许多书，多反映五四以来的新文化、新思潮。

重要来信

商业的繁荣，带动福州路上戏园、茶楼竞相出现。中西文化、新旧思潮也在这一区域交汇碰撞并产生连锁效应。因为毗邻南京东路商圈，本身又是侨民汇聚、四方商人往来之地，福州路、湖北路一带也成了当时有名的中小型旅店一条街。

在1947年版的《上海市行号路图录》上可见，在湖北路和福州路交界的十字路口处，北面较有规模的就有吉升旅社、长华旅社、嘉禾旅社、惠中旅社等，南面则有中和旅馆、东安、大新旅社等。今日的上海书城福州路店大约位置就在中和旅馆处。除了这些旅社，散落在居民区内大大小小的浴室、旅店、酒楼更是不计其数。

湖北路原为第二跑马场外跑道，于1862年第二跑马场拆除后辟筑，呈弧形，初与今浙江中路合称苏州路，俗称大新街。1865年以湖北省名作路名。就在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旅社里，发生过一件事，在这里写就的一封信，改变了中国的命运。

这封由中共中央从上海发出的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史称“九月来信”。

红四军初创时期，领导层内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出现过争论。1929年8月，陈毅风尘仆仆赶到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并按照周恩来同志的要求，起草了中央对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陈毅正是在今福州路、湖北路区域，当时地址为大新街上的新苏旅社内起草了来信。

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古田会议）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毛泽东当选为中共红四军前敌委员会书记。会议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精神，通过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决议案，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古田会议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古田会议奠基的军队政治工作对军队生存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静静地，这封信从上海出发。

而上海的这条街，也依旧静静地，用自己的方式，展现着文字的力量。

20世纪30年代以后，福州路上又有新儿童书局、求益书局、华北书局、华新书局、文汇书局等。1939年，全市共有书店245家，其中开设在福州路的就有92家。根据统计，1948年，福州路有商业网点230户，其中有书店、书局、文具店、仪器店等62户。这儿是名副其实的文化用品街。

大书城时代

新中国成立以后，福州路上书店、书局、文具、仪器等商店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同类型商店进行了撤、缩、并。1954年，上海市百货公司在福州路406号成立第八批发部（后改为上海文化用品公司文具批发部），统一安排全市文具市场。1978年后，经过治理整顿，福州路开始出现新的面貌，共有商业网点107户，其中书店、文具、仪器、工艺美术、刻字等属文化、艺术品的商店34户，年商品销售7亿元。至1990年，文化用品商店发展到37户，年销售7.5亿元。

就在决定建造上海书城的前后几年间，1992年9月，黄浦区少年宫迁到福州路，同年，设立以经营现代办公文具为主的文都办公用品公司。1995年，上海文化用品总公司新建了一座总面积为13700平方米、具有现代化设施的经营文化用品的大型商厦——上海文化商厦。至1995年底，福州路上共有书店、书局、文化用品等商店47户，占福州路商业网点总数的三分之一，销售总额近10亿元。

依依惜别

1998年12月30日，上海书城与“第二届上海书市”同时拉开帷幕，开启上海图书零售业“大书城”时代。“读者进门要买门票，从福州路、广东路、湖北路、福建路绕来绕去，连绵不断几千号人在排队。”时任上海书城领导曾回忆，连续五六天时间，买票入场的读者络绎不绝，让上海书城开业成为轰动一时的文化事件。当时，不少人从南京、苏州、杭州坐着火车来上海书城。

浙江文艺出版社原社长郑重回忆自己第一次踏进上海书城时的震撼，“过去，图书通常是和路边书摊为伴的，作为一个出书人、读书人，走进上海书城看到如此富丽堂皇的陈设，顿时感到，图书原来是可以和高雅、时尚相伴的，这一点真让读书人找到了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