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上海老城厢与黄浦江南外滩之间的董家渡地区，是1843年后上海最早形成的城区之一。董家渡之称最早见于清嘉庆《上海县志》，清朝沙船业兴盛，通向黄浦江的横向马路过去多为沙船码头，船商们在这儿建造了上海最早、功能最完备、最具规模的行业性会馆。在老上海人眼里，这里是上海的根，底蕴丰厚，街巷密集，市井烟气，保留着这座城市最传统的生活方式。

2019年，董家渡的最后一块动迁工作进入尾声，上海大规模的旧区动迁改造进程中，老城厢的旧式里弄正在不断逝去，最传统的居住生活形态，慢慢成为烟火漫卷的记忆。

下面要讲述的，是位于会馆街37号的商船会馆——上海最早成立的商船业主同业会馆，三百多年风流云转的往事。

商船会馆清末大殿旧影

“康熙年间商船会馆为沪最早会馆之一，年久失修盼保护。”

2012年5月4日沪上媒体的一则消息，让商船会馆这一沉寂许久的上海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进入了公众的视野。

“这座比上海正式开埠还要早128年商船会馆，见证了上海沙船业的发展历史，也是以港兴市历史的重要见证，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必须要保护下来。”文物专家为此大声疾呼，“政府有责任妥善保管这一处文物。”

后来，我特意到董家渡寻找报道中所说的15A动迁地块，会馆街37号商船会馆的周围已经夷为平地，大片空地的废墟上，远远可见前后两栋有着雕砖门楼、飞檐翘角的清代建筑孤零零地矗立在那里，周边的围墙上写满了红色的“拆”字，似乎预示着即将到来的命运。

在城市大改造的行进过程中，必然会拆除很多老旧的建筑，其中不乏市民珍贵的记忆，或者城市的历史遗产。藏在老城厢缭绕烟火中的商船会馆会就此消失，还是借此涅槃？这栋茕茕孑立废墟之上的建筑为何引发公众的关注？它是否真的有修缮保护方案？

一系列挥之不去的疑问牵动我心。

董家渡地区东迁前商船会馆曾经埋没于民居中

为什么说商船会馆是上海建立最早、最大的行业性会馆？这里有必要对商船的历史做一番介绍。

所谓商船，其实就是沙船。

沙船起源于江南，是中国四大古船之一。沙船因其方头、方尾、船底平坦、吃水浅、重心低，具有宽、大、扁、浅的特点，这种船型受潮水、风浪影响较小，还不易搁浅，可以在沙质海底的海域航行，也可在江河湖泊中航行。

上海是沙船的发祥地，而沙船得名来自崇明，明《筹海图编》中，对崇明沙船“便于北洋而不便于南洋”等特点有详细记录。清乾隆《崇明县志》中有记载：“沙船以出崇明沙而得名，太仓、松江、通州、海门皆有。”还有一种说法，早期上海航运中，由于空载时船身露出水面太多，容易翻船，于是就就地取沙装在舱底，叫作“压舱”，船进上海后再将沙卸掉，因而被叫作“沙船”。

自元明沙船贸易兴起之后，素有“江海通津，东南都会”美誉的上海的相关行业便依托沙船贸易发展起来，并迅速繁荣。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颁布了废除海禁的命令，以前被禁锢的沿海运输贸易得以再度发展。南北沿海新航路的航船从浏河口改泊吴淞口。次年，上海设立海关，逐渐成为东部沿海重要的转运贸易港口，自此沙船就可以直接进泊到黄浦江。

张春华《沪城岁事衢歌》记载了当时“舳舻相接，帆樯比栉，城东南隅，人烟稠密，几于无隙地”的盛况。

上海南市历史照片

那么，商船会馆又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呢？

会馆又称公所，通俗地讲就是同乡同业组织，是19世纪末之前上海社团组织的主要组成部分。

原南市区的十六铺、董家渡地区是上海同乡、同业会馆的发源地。清代和民国时期，仅南市区一区就有近三十个会馆、公所。

其中著名的有三山会馆（半淞园路）、四明公所（人民路）、湖南会馆（制造局路）、江西会馆（南区街）、漳泉会馆（太平弄北，里、外咸瓜街之间）、浙宁会馆（荷花池弄）等三十余家。会馆街就是老南市区诸多以“会馆”命名的街道之一，它北起赖义码头街，南至多稼路，长度也就280米，因商船会馆而声名鹊起。

沙船运输行业的繁盛，以上海及其邻近沿海地区崇明、南通三地的沙船业主逐渐成为海上航运的主要力量。为了协调同业之间的利益关系，崇明、锡金船主商号以“敦乡谊，相同帮”为宗旨，集资在上海县城东马家厂新建了会馆作为共同议事的场所，明确日常事务“会悉归号商经理”，并“立董事以总之”，负责调解同业纠纷、平均同业利润。

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商船会馆基本竣工，成为上海有史以来第一个同乡同业组织，《上海县续志》将其列为会馆公所条之首。

1948年《上海市行号路图录》中的商船会馆、商船小学平面图

以商船会馆为核心的会馆花园充满江南园林气息的亭台

商船会馆极盛时占地近20亩，规模宏敞，有楼、台、殿、阁，飞檐高翘，金碧辉煌，曾经“极缔造之巨观”。

当年的会馆入口，是高大方砖砌的门头，门头上的大方砖上有立体的“商船会馆”字样。

据薛理勇《上海的会馆公所》记载，商船会馆整体坐西向东，面对黄浦江。内有双合式大殿，殿前为两层楼戏台，上有八角形藻井，殿前左右两侧各建二层楼的厢房作看戏用；殿后有集会议事的大厅，殿右有二层楼的会务楼；戏台前有高大的方砖砌的门头；正门像一座城门，门头上的大方砖上雕着立体的“商船会馆”字样。大殿内曾设有宏丽的神龛，内供天后娘娘神像。船商们平时除了在这里议事和洽谈商务外，馆侧建有承善堂，办理船工伤亡、抚恤、施诊等事务。天后是航海保佑女神，船商和水手们进出十六铺之际，必到会馆天后神像前焚一炷香，求天后庇护“帆海生涯，舟顺人安”。每逢农历三月二十三日天后诞辰，商船会馆张灯结彩，门庭若市，在戏台酬神演剧，祈福求平安，成为当时非常热闹的地方。

在商船会馆管理下的上海沙船航运业，成为推动上海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支柱产业。到了清嘉庆道光年间，沙船运输进入鼎盛时期，沙船3500多艘，占全国沙船总数一半以上，从业者多达10万余人。包世臣等力主漕粮海运人士描述其时沙船情形道：“沙船聚于上海，约三千五六百号。其船大者载官斛三千石，小者千五六百石。船主皆崇明、通州、海门、南汇、宝山、上海土著之富民。”沙船泊区主要分布在黄浦江十六铺一带水域，浦江两岸已成为重要的沙船业基地、长江入海口的航运中心。

而黄浦江东岸的东外滩，形成闻名于沪的“八长渡”（老白渡、烂泥渡、陆家渡、高昌渡、南仓渡、永济渡、杨家渡、周家渡），渡口地区沙船密布，商贾云集。

郁、王、孙三大沙船巨富中的王家兄弟开设了“五利川船行”，拥有沙船百艘，在江边建起了著名的王家码头。排名第二的郁森盛号主人郁泰峰在1855年独家捐款数十万修建上海城墙，其资本的雄厚程度可见一斑。

当年的会馆入口，是高大方砖砌的门头，正门好像是一座城门，两侧放着两只石狮。门头上的大方砖上有立体的“商船会馆”字样

修缮后的商船会馆入口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众船商建立拜厅、钟鼓楼、后厅、内台等楼所，颇为壮观。”

这是商船会馆建成一百三十多年后一次规模较大改建扩建。此时，商船会馆在上海各会馆中的地位达到了顶峰。

盛极而衰的端倪开始显现了，转折点就是1843年。

受到在鸦片战争后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保护，外商轮船公司扩张得特别快，不仅沿海航运被洋商垄断，连内河航运也被洋船控制。商船多为火轮船，输运量大、速度快、安全性高、运费低，传统沙船航运越来越难与之抗衡。咸丰二十二年（1872年），洋务派李鸿章成立江南制造局设立船厂，创办轮船招商局，下令将江苏漕运之半归招商局火轮运输，以后又将全部漕运归火轮运输，于是大批的沙船因业务不足而被迫停驶。到了光绪二十六年（1901年），轮船已全面承担起漕运任务，至此，曾经是漕运主力的沙船渐渐退出了江海。到1927年，上海的沙船已不到200艘。

随着上海沙船业的衰落，商船会馆的地位也下降了。1930年，会馆改组为沙船号业同业公会，会馆的功能逐渐被取代。新中国成立后，商船会馆一度还驻有部队，大殿为街道办幼儿园和工厂，南北厢房一部分作为海运局职工宿舍，曾经名噪江南的会馆逐渐衰落沉寂，淹没在了老城厢棚户危房之中。1980年，商船会馆曾被列入拆迁范围，计划在此建造职工宿舍，后因它属于上海市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而未实施，会馆的门枋、戏台、大殿、北厢房得以留存。2010年，董家渡地区开始改造，会馆周边房屋全部夷为平地，破败不堪的商船会馆作为历史建筑被保留了下来，在保护修缮计划迟迟未公布的情况下，一度孤立在风雨中。

《遗产日首日，到商船会馆溯源上海城市发展史》——2020年6月13日，一篇报道引起我的注意。“6月13日，上海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正式开启，78处文物建筑向市民免费开放，跟着老建筑去探寻城市的根，受到市民欢迎，尤其是首次对公众开放的商船会馆。”

报道介绍了商船会馆实施修缮的过程：“此前，光戏台和大殿的修缮设计方案就耗费了近一年半时间、超过10次方案论证、专家评审。整个修缮中不仅保留了原来的结构、形制，并大量采用传统工艺。仅800平方米的修缮面积，就动用了近60名传统工艺技师，单雕花一个环节，就要经过拓印、描线、粗加工、细加工、上油漆等几道工序，力求原汁原味保留会馆的历史底蕴与记忆。”

眼前的这幢建筑似庙非庙，似衙非衙，似宅非宅，参差错落的红墙黄瓦、精美的镂空彩绘、匠心独运的藻井、随风摇曳的婆娑树影，似乎在无声地诉说着当年的繁华盛景。现在的商船会馆虽然已难复当年规模，但经修缮后的大殿和戏台，一檐一角、一砖一瓦、一梁一柱，依然可见往日神采。

一座古会馆，半部上海史。

这座历经沧桑的会馆建筑，在历经三百多年风流云转后，黄浦江畔老码头的历史记忆再次被激活。它记载着上海航运发展、客商贸易及文化往来的厚重历史，更是上海海纳百川城市精神的见证。

修缮后的商船会馆大殿身后是充满现代感的外滩高层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