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9月，一则“华东医院一号楼整体顶升1.2米”的新闻见于各大报端，这幢在报道中即将迎来全面修缮的老楼，旧称“宏恩医院”，建成于1926年，是著名建筑师邬达克在独立执业后完成的第一个重要作品，曾因建筑美观、设施先进、环境优越、交通便利而被誉为“远东最好的医院”，在它的历史上也有着不少与抗战有关的故事。

时光回到了1932年5月5日中午。一场停战签约仪式正在当时宏恩医院的一间病房内举行。

就在数月前，日本侵略者在上海悍然发动“一二八事变”，中国军队奋起抵抗，在闸北、江湾、吴淞等地与日寇浴血奋战，以一腔报国之志在当时的上海筑起了一道血肉长城，日寇曾为此三易主帅。

就在中国军队拼死抵抗日寇的同时，当时的国民政府在对日政策上却体现出了一味妥协退让，只想以战求和。3月24日，中日双方的停战谈判正式举行，中方代表、外交部政务次长郭泰祺、淞沪警备司令戴戟、十九路军参谋长黄强与日方代表驻华公使重光葵等在接下来的40余天中进行了漫长且又艰难的谈判，最终中日双方于5月5日签订《淞沪停战协议》。

值得一提的是，因签约当天，中日双方首席代表郭泰祺（被激动的爱国民间团体成员砸伤）与重光葵（在虹口公园被义士炸伤）均在有伤在身，故而这次签约仪式中的中日双方首席代表签字环节其实是在两家医院内进行的。

据1932年5月6日《申报》的报道：“首先签字者为日使重光葵，由（国民政府外交部情报司司长）张似旭、（日本公使馆书记官）冈崎及（英国领事）白克朋三氏同车携往北四川路福民医院，上午十一时三十五分到，即入重光葵病室，将协定交于重光葵，即在病榻签字，十一时四十五分签毕。仍由张似旭、冈崎及白克朋三氏携往大西路（现延安西路）宏恩医院，中午十二时四十分到，交于外交次长郭泰祺，亦即在病榻签字，其时淞沪警备司令戴戟同至宏恩医院，戴司令亦在郭次长病榻前签字”。

根据这份《淞沪停战协议》内容，“安亭以东的广大地区不准驻军；吴淞狮子林炮台被毁，不得重建，上海市区只准保留一个空头的淞沪警备司令部，指挥少量保安部队及警察维持治安”（周武主编《二战中的上海》），这些都为之后的“八一三事变”埋下了隐患。当时身在宏恩医院内疗伤的郭泰祺也对签下这纸屈辱协议愧疚不已，于不久后“在病榻上草拟上行政院长汪精卫辞职电一通，表示以被辱之身，未便再担任任何职务”（1932年5月7日《申报》）。

日本侵略者的贪婪绝不会因为这一纸协议而终止，果然《淞沪停战协议》给上海带来所谓的和平并没能持续多久。五年后的1937年，“八一三事变”再次把上海推向了硝烟弥漫的战火之中。8月23日下午一点刚过，当时熙熙攘攘的南京路遭遇重创，一颗坠弹从天而降击中了南京路浙江路口先施百货公司沿路的橱窗并引起巨大爆炸，导致死伤者无数。据当年8月24日的《申报》报道：“受伤而当时未死之男女老幼一片哀号，其间尚有于送往医院途中毙命者亦甚多，故各医院如仁济、宝隆、中国红十字会医院、宏恩医院等，门口皆有堆置不及医治之男女尸体……”。

战争的阴霾使得昔日里宁静的宏恩医院，也开始弥漫起令人恐惧的死亡气息。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仅仅三天后，一位英国重伤者的入住再次把“宏恩医院”推向了各大报纸的头版，这位伤者就是当时的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8月26日他在乘坐汽车由南京来沪途中因遭到日军飞机攻击而身受重伤，随即被送入宏恩医院进行救治。

日本在当时未向英国宣战的情况下为何敢于冒险袭击英国驻华大使的汽车呢？有关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以往不少文章中都会与一个名叫“黄濬”的国民政府官员联系在一起，据说就是由于黄濬的通敌导致了许阁森的被袭。据黄均（黄濬族亲）口述、崔普权整理《淞沪战役中的重大泄密案》一文中所述：

“在（淞沪）战争的白热化阶段，蒋介石决定到上海的前沿阵地去视察，由于日军凭借空中的优势而控制了制空权，行车是很不安全的。考虑到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的轿车上挂有英国国旗，不会受日机的攻击。白崇禧遂建议蒋介石，乘坐该车前往上海。临行前，蒋考虑一国之首，乘坐他国的车辆，有失国体，坚持坐自己的车，改为夜间行驶而未乘坐英国大使的轿车……（许阁森被袭发生后）极善察言的戴笠此时得知：在白崇禧向蒋介石建议用车时，只有六七个人知道，其中就有黄濬”。

对于这种说法，著名记者曹聚仁曾在他《天一阁人物谭》一篇题名为《也谈黄秋岳》（黄濬，字秋岳）的文章中提出过质疑。曹聚仁依据自己对国民党元老邵力子的采访获知，国民政府情报部门早就发现黄濬与日军谍报机关有联系，因此早将黄濬调离了中央政治会议的秘书职位。由此曹聚仁认为1937年时的黄濬，是无从知晓国民政府军事会议中的高度机密内容的。

另外结合《申报》相关内容，笔者也发现了其中的疑点，即1937年8月27日《申报》在报道8月26日许阁森被袭的同时，还刊登了另一则有关“京警备部枪决汉奸十八名”的新闻，其中“黄濬”的名字位列这十八名汉奸之首。从“许阁森被袭”发生到案件侦破再到进行判决，其间仅历时不到一天时间，这似乎有悖于常理，《申报》的字里行间为“许阁森被袭”的真相又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许阁森在宏恩医院接受治疗期间，国民政府在对其表示慰问的同时，也曾试图利用此事件的影响争取英国介入“淞沪战事”进而达到震慑日本的目的，但无奈此时奉行“绥靖政策”的英国本无心在此事件上与日本大动干戈，此案最终不了了之，上海也在中国军队顽强抵抗数月后沦为“孤岛”。

军事上的暂时失利并没有使得这座城市中的人们就此屈服，抗战烈火依旧在当时上海的许多角落熊熊燃烧。1940年7月19日，还是在宏恩医院，之前那位曾经在此出席过《淞沪停战协议》签约仪式的张似旭，又回到了这个令他五味杂陈的地方，这一次他将在这里走向生命的终点。

自从参与签订屈辱的《淞沪停战协议》后，张似旭便对国民政府的软弱无能深感不满，于是他毅然辞职，专心从事他所热爱的寿险业与报刊出版业，并经常投身各种进步活动。1932年12月，由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鲁迅等知名进步人士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在上海成立，该组织成立后积极宣传抗日救亡与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张似旭曾在《大美晚报》中多次给以报道。

1937年上海沦为孤岛后，张似旭继续利用《大美晚报》这一“外商报纸”的有利平台广泛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据赵守兵《张似旭：寿险教育的先驱》一文中所述：“抗战期间，张似旭以《大美晚报》为舆论阵地，不遗余力地进行抗日宣传，激励民众的抗日情绪。他聘请朱惺公、柯灵、潘大年等持爱国进步立场的文化人士主编《大美晚报》的《夜光》副刊、《大美报》的《浅草》副刊，大量刊发宣传抗日爱国的文章。1938年6月，他参加了宋庆龄发起组织的‘保卫中国同盟’，成为上海分会的领导成员之一，他积极采用‘节约救济’‘文化之夜’等活动方式，动员上海市民捐募款项，积极募集大量药品和医疗器械等物资，支援新四军”。

张似旭的这些爱国之举引起了日伪汉奸们的忌惮，在汪伪政权1940年7月公开下达通缉的83位抗日人士名单中，张似旭的名字赫然在列。面对着死亡的威胁以及亲友、同事们的劝阻，决心抗日到底的张似旭最终还是选择了留在上海并坚持开展抗日斗争。

不久后的7月19日，张似旭在静安寺路（现南京西路）起士林咖啡馆独坐小憩时，遭到日伪特务暗杀，等到救护人员将其送至宏恩医院准备抢救时，张似旭的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牺牲时年仅四十岁。

从忍辱负重到英雄归来，宏恩医院见证了张似旭人生的蜕变与升华。同时这些事迹也证明了即便是在抗战最为艰难时期的上海，爱国者们以各种方式抵抗日本侵略者的行动仍在继续。

时间来到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11月9日，曾经担任过孙中山、张学良等人顾问的著名记者端纳在宏恩医院与世长辞。他自20世纪初来到中国后，曾先后参与过披露北洋政府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等重要事件，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端纳被日寇囚禁于马尼拉的集中营内长达三年多时间，他的健康状况急转直下。

在宏恩医院的日子里，自知人生已近终点的端纳，回忆起了他与中国结缘后四十余年来的历程，并给那些前来探望他的人讲述自己曾经亲历过的抗战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