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中药发现于古代先民寻找食物的过程中，故有“药食同源”之称。其间大致要经历从无意发现到有意尝试，再到广泛验证、确认功效等阶段，是一个认识不断深入、知识逐步积累的动态过程。一些药物的功能被后人或取或舍，或补充新识，因而出现了历代本草对一些药物的功效记述不一致的现象。由此也不时会引发疑问，如弃者是否合理、新识是否可靠等。兹对此加以梳理分析。

舍弃的功效

先秦时期，巫医交织。以《山海经》为例，其对于药物功效的记载中有相当一部分与巫术有关，而非源于医疗实践。作为药学经典的《神农本草经》，汇集了汉代以前的药物学知识与经验，同时还受到了巫术和道家养生修炼体会的影响，记述的药物作用时有轻身、耐老、养颜、延年、不死、神仙等。如石膏“除邪鬼”，太乙余粮能使人“飞行千里”，升麻主“解百毒，杀百精老物殃鬼，辟温疫、瘴气、邪气、蛊毒”，丹砂“杀精魅邪恶鬼，久服通神明，不老”等。至明清时代，这种影响在本草学中的痕迹依然时有可见。随着西学东渐、科学昌明，这些所谓的药物功能自然被摒弃而剔除。

不过，《神农本草经》中还有一些与功能主治有关的内容，现今的《中国药典》及《中药学》教材等却未予采纳。如附子的“主风寒咳逆邪气”“金创”“破癥坚积聚、血瘕”等，芍药的“利小便、益气”，桂枝的“主治上气咳逆，结气，喉痹，吐吸，利关节，补中益气”，桔梗的“主胸胁痛如刀刺，腹满肠鸣幽幽，惊恐悸气”，茯苓的“主胸胁逆气，忧恚惊恐，心下结痛，寒热烦满、咳逆、口焦舌干”，当归的“主咳逆上气”，地黄的“主折跌绝筋，伤中，逐血痹，填骨髓，长肌肉”等。

增补的功效

《神农本草经》中功效和主治混杂记录的现象一直持续至金元时期。金元以后，诸多医家开始注意从中药的主治中提炼功效，如《本草纲目》中出现了“功效主治”的记录模式。而至明末清初的《药品化义》和《本草备要》，始将功效分列，并以功效阐释治疗机理。其间，《神农本草经》中记述的药物功效大部分得以采纳。

许多本草学家对《神农本草经》进行了深入研究，在广泛搜集民间用药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身临床实践。一是增补了新发现的药物，如《本草经集注》载药730种，《新修本草》载药844种，《本草纲目》载药1892种，大大拓宽了药物选择范围。二是对《神农本草经》所载药物的功效进行筛选与认定，并补充了不少新的功效。

关于新增补的功效，与《神农本草经》一样，也有一些被后世认为存疑待定。如莱菔子，《日华子本草》谓“水研服，吐风痰；醋研消肿毒”。《本草纲目》则谓其“长于利气。升则吐风痰、散风寒、发疮疹；降则定痰喘咳嗽、调下痢后重、止内痛”。再如川芎，《日华子本草》谓“治一切风，一切气，一切劳损，一切血；补五劳，壮筋骨；调众脉，破疗结宿血；养新血，长肉；鼻洪吐血及溺血，痔瘘，脑痈，发背，瘰沥，瘿赘，疮疥，及排脓，消瘀血”。而《药类法象》谓之“补血，治血虚头痛之圣药也”。又如防风，《药类法象》谓其“疗风通用，泻肺实如神”，《日华子本草》则谓其治“男子一切劳劣，补中益神”，等等。与现行《中药学》的表述都有不小出入。

不少学者专家学验俱丰，尤其表现在对一些药物的认识与应用上。如燕京刘氏伤寒学派传人王庆国教授，对其师门及自己多年的用药经验进行整理总结，其中提及一些药物在教科书未见的功效主治。如郁李仁可止咳平喘、祛风止痛，升麻可安神、止痛，熟地可安神、防呆，麦冬可止血、治妇人缺乳，代赭石可安神、止血、补血、退黄疸，连翘可清心利尿、凉血散结，泽泻可泻火止遗、引火下行，仙鹤草可治劳伤脱力、眩晕耳鸣、久咳、痈疽湿毒等。

民间流传着大量的土单验方，对一些药物有着独特的认识与应用，也揭示了这些药物不为人知的功效。如生麦芽治乳癖，滑石治早泄遗精，小茴香治宫寒不孕，生白术治便秘，乌梅治荨麻疹，乌药治惊风、泻痢，全蝎治缠腰火丹，仙鹤草治盗汗，茯苓外用治脱发，皂荚外用治癣等。

现代对中药的研究主要着眼于对其有效成分的分析，并发现了一些药物新的功效，如黄连、葛根可降压、降糖，泽泻可降脂、降糖，熟地可降糖，大黄、草决明可降脂等等。

功效的取舍

中药功效的发现因受限于其漫长过程中认知的方法、条件与水平，加之药物本身的复杂性，是不能一蹴而就的，需要不断探索、逐步完善。

以《神农本草经》为例，舍弃书中与巫、道有关的内容业内并无异议，而对于治疗功效的舍弃，则多有学者认为应持审慎态度。如当归“主咳逆上气”之功，其实《景岳全书》之金水六君煎、《和剂局方》之苏子降气汤、《医方集解》之百合固金汤、《卫生宝鉴》之人参理肺汤、《万病回春》之清肺汤中均有应用。江苏名中医孟景春先生也曾用当归20g治疗久咳、夜咳，颇有良效。再如地黄“逐血痹”之功，《千金要方》之独活寄生汤、《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之大秦艽汤中也均有应用。上海中医名家姜春华先生曾重用生地60~90g，甚至150g，治疗痹病获得佳效，并得到现代药理研究的证实。又如白芍“利小便”之功，《伤寒论》之真武汤、《内科摘要》之鲤鱼汤等中均有应用，《医学衷中参西录》更是以验案加以证实。书中载一妇人，年三十许，阴虚小便不利，积成水肿甚剧，大便亦旬日不通。一老医投以八正散不效，作者友人高夷清为出方，用生白芍六两，煎汁两大碗，再用阿胶二两溶化其中，尽剂而二便皆通，肿亦顿消。

历代本草学著作都是当时药物学知识的汇集，其中包括前人记述、民间经验及个人体会等。尽管要经历分门别类、筛选甄别、临床验证等过程，但由于其间缺乏明晰、严格、统一的标准，又难以做到亲身体验每味药物，因而其片面性在所难免，主观性夹杂其间，局限性显而易见。由此可知，现今要把一味药物的功效从浩繁的本草文献中精确提炼出来，绝非易事。事实上，历代本草对一味药物的记述，从性味、归经，到功效、主治完全一致的情况并不多见。对药物功效的认定，存在着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

其一，对功效类别的确定。中药的功效可分为对病、对证、对症功效，对证功效是治病求本、辨证用药的依据，对症功效则是救急治标、尽快取效的关键。而一些药物的功效表述中并未加以详细区分，如青蒿的功效中，“截疟”其实是对病功效，“清虚热”“解暑热”是对证功效，“除骨蒸”“退黄”则是对症功效。

其二，对直接功效与间接功效的确定。有不少药物的功效表述对此二者并未加区分，更有因本就难以区分，而造成混淆者。如冰片的“清热止痛”，清热与止痛之间是并列关系还是因果关系？若言止痛是清热的间接效果，《良方集腋》的七厘散用之显然与其清热无关。再如大黄的止血作用，究竟是直接针对出血症状的独立功效，还是通过其清热凉血的间接效果，历来也一直存在争议。又如解表与透疹，透疹选用升麻、蝉蜕、柽柳等，未选麻黄、桂枝、羌活等，说明并非解表力量越强其透疹效果越好，二者相关却又非因果关系，因而不应视透疹皆为解表之效而写作“解表透疹”。

其三，对是药之功效还是方剂之功效的确定。即药之功效是在单独使用还是在组方使用的情况下总结出来的，这也是中药功效研究中最大的难题。因为临床观察单药治病难以实现，而在复方中要验证某一药物的功效则更难成功。

其四，对成分功效的确定。目前对中药研究的主要方式是对其有效成分的分离、提取，并通过体内或体外试验，总结出相应的药理作用，如降压、降糖、降脂、降酶、抗菌、抗病毒、抗风湿、抗肿瘤等。但中药的成分大都非常复杂，各成分间的关系更是错综难明。况且这种成分功效与临床功效还存在着一定差异，概念所指并不等同，如抗炎不等于清热，降压不同于平肝等，因而在临证用药时只能作为参考。

其五，一些药物的功效仍存有疑问，按药性理论或药理成分均难以解释。如仙鹤草的“补虚”，威灵仙的“治诸骨骾喉”等。

综上所述，中药功效的认定目前还主要以经验用药作为依据，以临床验证作为标准。由于个体因素差异，也会产生对不少药物的认识不一致的现象，老中医经验及民间的单验方也都还需要规范验证。

（注：文中所载药方和治疗方法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