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库门是上海的标签之一，亭子间又是石库门一道奇异的风景。

亭子间，其实是石库门房子里最蹩脚的“一只角”，在房屋结构中叨陪末座，地位最低。它位于正房的后面，脚下是嘈杂闹腾、烟熏火燎的灶披间（厨房），终日飘浮着难闻的油烟味。晒台是亭子间的顶头上司。有人形容，晒台上一跺脚，亭子间里如地震。即使不是地震，至少也要抖三抖的。亭子间层高只有二米左右，长得高一点的人进去，就“额角头碰到天花板”了。大小不过六到七个平方米，摆下一张床，一张小桌，就仅剩下立足之地。朝向则冬凉夏暖。真是“集万千尴尬于一身”。殷实人家，大多用亭子间来堆放杂物，或给佣人居住。实际上，一般上海人家也不用佣人，鸡肋一般的亭子间就成了出租换得些许铜钿的所在。

但亭子间不仅是一个物理空间，虽小却有蓬勃葱郁的革命基因和人文景观，酿制出上海文化的经典符号之一。因为独有的质地和气韵，在石库门构造中，亭子间的知名度远高于别的隔断空间。

在热映的一部谍战剧中，上海的亭子间贯穿其中。女主按组织要求，放弃自己还算像样的居室，租赁男主家的亭子间，空间逼仄，两人无可躲避地朝夕相处。这间阴暗还经常漏雨的亭子间，将一个不谙世事、行事令人着急的正直小警察孕育为一个渐渐成熟的革命者，又见证了一段青涩美好的爱情。对于他们的后代来说，称这个亭子间为圣地都是不过分的。

许多彪炳史册的人物都曾是石库门（包含亭子间）的租客。

1933年，革命先驱瞿秋白住在东照里12号的亭子间，离鲁迅当时居住的大陆新村不远。据瞿妻回忆，鲁迅几乎每天都到东照里去看望他们，秋白和鲁迅的友谊就是在亭子间里培养起来的。

“鲁迅和秋白谈论政治、时事、文艺各方面的事情，乐而忘返。我们见到他，像在海阔天空中吸着新鲜空气享受着温暖的太阳一样。秋白一见鲁迅，就立刻改变了不爱说话的性情，两人边说边笑，有时哈哈大笑，冲破了牢笼似的小亭子间里不自由的空气。我们舍不得鲁迅走，但他走了以后，他的笑声、愉快和温暖还保留在我们的小亭子间里。”（转引自《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卢汉超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12月版）

瞿、鲁都是经历家道中落的世家子弟，都拥有极好的旧学根基，良好的现代教育背景和极高的文学造诣，都推崇新思想，拥有敏锐的观察力。他们的相遇，引为知己是必然的。瞿秋白高度评价鲁迅的战斗精神。瞿秋白遇害后，鲁迅将秋白包含了关于马、恩、列的论文和诸多文学作品编成了《海上述林》出版，以为永远的纪念。瞿秋白被军统以2万大洋巨款悬赏人头，他为此东躲西藏，鲁迅的家就成了他的避难所。

一度，亭子间更像一所自我修习大学，成就了革命家的非凡传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吴亮平早年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1930年夏天，22岁的他在闷热的亭子间里挥汗如雨，首次翻译出“马克思主义百科全书”《反杜林论》，并编写出版了《辩证唯物论与唯物史观》。

就是亭子间这样一个局促的空间，成了现代中国文学的一大奇观。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几乎所有称得上大作家者都与亭子间脱不了干系。

1927年鲁迅从广州来沪，住在虹口横浜路景云里。他的《且介亭杂文集》，书名“且介”，就是“租界”两字的左右上下各一半，“亭”便是亭子间。此间，鲁迅还主编了《语丝》《萌芽》等文学刊物。

也许鲁迅没想到，与他前后门相对的是他的同行，未来中国文学领军人物茅盾。那时大革命失败，茅盾遭通缉，在此隐姓埋名，写出了《蚀》三部曲（系列中篇小说《幻灭》《动摇》《追求》）。

早于鲁迅两年，李尧棠已住进康悌路（今建国东路）康益里4号亭子间。虽然“常常睡在床上，听到房东夫妇在楼下打架”，却不妨碍他在这里创作了第一部中篇小说《灭亡》，并第一次使用了笔名——巴金。

巴金后来曾说，《灭亡》的发表……替我选定了一种职业，我的文学生活就从此开始了。十年后的1935年，巴金从日本游学回来，选择的仍是亭子间，只不过换到了狄思威路（今溧阳路）麦加里21号。他在这里酝酿了《激流三部曲》中的第二部《春》，最终成为蜚声中外的文学巨匠。

这个豪华阵容还可以延伸到叶圣陶、郁达夫、邹韬奋……看来，中国文学的成就，除了作家的才华，亭子间绝对是功不可没的。尽管亭子间十分狭小，但就像一位作家形容的那样，“三个人座谈就可以互相呼吸着从每个人嘴里呼出来的碳酸气。”这丝毫不影响亭子间成为知识分子的安乐窝。想象当年这样一幅场景：大作家们“坐拥”亭子间，孕育并诞生着精品巨著，初出茅庐的文学青年步着前辈后尘进入亭子间寻找希望。于是又有了独一无二的“亭子间作家”的文学现象。

亭子间本身也成了作家的创作源泉，核心是注目底层。这是作家自身生活的体验，也是投身社会的一种自醒。

既有夏衍（曾居住于唐山路业广里42号）的代表作、话剧《上海屋檐下》，也有通俗文学作家周天籁反映上海风尘女子笑里含悲生活状态的《亭子间嫂嫂》。后者曾流传一时，“嫂嫂”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发人深思的女性形象。1990年代被作为“海派文学”代表作之一发掘出来后，反响颇巨。在贾植芳看来，如此具有人情味地描写下层妓女生活的社会伤感故事，新文学史上还没有过。

“一·二八”战后，大量人员涌入租界避难，租界房屋租金成倍上涨，亭子间更是大多数经济拮据的中下层知识分子的不二之选了。有的连亭子间都租不起，就只能栖身灶披间（厨房）了。物质决定精神，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然而精神可以超越物质，“亭子间作家”就是明证。

木心说，也许住过亭子间的人，才不愧是科班出身的上海人。而一辈子脱不出亭子间的人，也就枉为了上海人。这可能是关于“亭子间”最经典的评论。

上海人心中永远有一个“亭子间”，但不会沉湎于此。亭子间曾经接纳和包容了天南海北，绝不是所谓的小市民和市侩气，而是一种带着强烈的上海印记的“海纳”。亭子间是渺小的、局促的、隐秘的，但还是温馨的、热闹的，甚至还真实地伟大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