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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对话 | 奚志农:用镜头亲吻野性自然

时间:2022/3/4 14:33:29

来源:青未来        选稿:东方网教育频道 陈乐 秦嘉莹

青对话·栏目导读

青未来背后得到了一群生态环保领域专家学者的支持。他们中有人从事野生动物保护,有人从事生态环境治理,有人研究开发绿色能源技术,有人着力生态文明教育,他们每个人在这个行业的不同生态位上共同推动着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在《青对话》栏目里,青未来团队和这些专家们聊了各自背后的人生故事,对环保事业的使命感以及理想中的绿色乌托邦。

本季《青对话》请到了著名野生动物摄影师奚志农老师,聊一聊他的”野性中国“工作室为这次COP15大会特别制作的《中国巨树》纪录片,当年他拍摄滇金丝猴、藏羚羊、绿孔雀背后的故事,以及他对中国自然教育的愿景和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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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前拍摄到的这棵巨大的秃杉可能只是一个开始,我们想去发现更多更高、更古老的巨树,通过等身照这种特殊的影像方式,去走近它们、探索它们、记录它们,向它们致敬。

Q:为了给这次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献礼,野性中国推出了一条《中国巨树》的短片,记录了您和团队给云南高黎贡山一棵72米高的秃杉拍摄全景等身照的过程。当初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

2012年,《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拍摄团队给加州一棵3200多岁树龄、75米高的北美巨杉拍摄了一幅全身照,作为某期的封面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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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性中国工作室拍摄的高黎贡山秃杉王等身照

看到之后我就想:我们云南高黎贡山有全世界树型最大的杜鹃——大树杜鹃,有没有可能也用类似的方法去拍摄它?我们就和高黎贡山保护区的朋友讨论拍摄的可能性,但很遗憾,由于当时各方面技术条件的限制,计划没有实现。

但现在有了无人机这样现代的拍摄设备和技术,这个过程就变得简单多了。

我们用了两天的时间完成拍摄,并通过近七十个小时的后期制作完成了巨树等身照的合成,不用再像当年《美国国家地理》那样,花两周的时间,专门拉一根和大树平行的绳子,通过在绳子上布设相机升降系统来完成巨树等身照的拍摄和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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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岩指导员蒋俊文探索攀爬巨树的最佳路线(来源:野性中国《中国巨树——高黎贡山秃杉》纪录片)

但如果单纯只是用无人机去拍一棵没有遮挡的大树的外观,那也没有太大的意义。一棵巨树上还有非常多的附生生物,就像一座鲸落一样,是一个不可替代的生态系统。

我们的拍摄团队里有攀爬专家,会依据技术要求探索出一条既易于攀爬又不会对巨树造成影响的路线,然后团队里的摄影师和科研人员再沿着这条路线爬上去,对巨树的生物多样性进行一个系统、完备的记录和分析,这样就能采集到关于这棵巨树更多的信息,我们拍摄到的“全身照”也能更加立体和完整,更具备教育和研究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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秃杉上丰富的附生植物(来源:野性中国《中国巨树——高黎贡山秃杉》纪录片)

Q:您拍到的这棵树,有什么特殊的故事吗?

说不上特殊。当年这棵树就在人马驿道的旁边,当地人都知道那儿有一棵很大的秃杉。我在30多年前刚进入高黎贡山地区的时候,就不止一次地从这棵树旁边经过,但那个时候还没有萌生要给它拍照的想法。幸亏这30多年来没什么人去那个地方,否则如果早年有公路修进去,那这棵树肯定也逃不过被砍伐的命运。

在那个年代,云南的西北部有很多像这么大的巨树都被砍掉了,现在看到的巨树都是硕果仅存,非常可惜。我还记得1983年,我们在云南中甸拍摄电影《鸟儿的乐园》的时候,边上还有伐木的油锯在响。

事实上,当年我拿起摄影机的时候,我们的自然已经是满目疮痍了,西方博物学家100多年前的笔记上,中国那片异常奇特美丽的自然,我们可能已经看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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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伐木堆上的滇金丝猴(摄影:奚志农)

我们中国广袤大地上的森林消失得太多了,森林消失了,野生动物也会跟消失。其实在很多地方,只要我们人类退一步,给大自然喘息的机会,大自然是能够恢复的。但如果是那些海拔4000多米高的森林被破坏,树再长回来就很难了,因为那里土层薄、气候恶劣,生态非常脆弱。

Q:给一棵树拍摄等身照,有什么样的用意呢?

我们每个人对树都不陌生,无论是古刹里的千年大树,城市公园里的景观树,还是道路旁的行道树,但我们看它们的角度往往就是千篇一律的仰视。那我们可不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到一棵树不为人知的全貌呢?

在《美国国家地理》拍摄北美巨杉之前,其实我也不知道有“等身照”这种拍摄方式。而当这种形式进入我们的视线之后,我觉得这可能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用图像去好好讲述一棵树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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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秃杉王”等身照(来源:野性中国《中国巨树——高黎贡山秃杉》纪录片

一棵树能有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知道,一棵树最基本的功能包括涵养水源、防风降噪、提供食物和氧气等等,但同时这棵树在某些地方可能还被赋予了别的象征意义,比如作为一棵“神树”,可能是某个村落的图腾,又或者是一片森林的代表性物种,就像动物里的“旗舰种”一样,守护着这方土地。

如果这是一棵古树,它的寿命短则几百年,长则有上千年甚至更久远,我们可以推算,它的种子在萌芽的时候,中国的历史上正在发生什么,世界又正处在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它经历了这么长的时间跨度,却依然在这块土地上挺立着,成为这个星球和人类历史的见证者。这种跨越了时间的生命的浪漫,同样值得被我们见证和赞颂。

眼前拍摄到的这棵巨大的秃杉可能只是一个开始,我们想去中国西南的喜马拉雅、横断山脉一带的原始森林里,发现更多更高、更古老的巨树,通过这种特殊的影像方式,去走近它们、探索它们、记录它们,向它们致敬。

其实我特别不愿意听到的一个称呼就是“环保主义者”,我始终认为人天生就应该是自然友好的,不需要成为所谓的“环保主义者”。

Q:滇金丝猴是您镜头里的绝对主角之一,您第一次用摄影机记录了滇金丝猴的活动状况,拍摄的纪录片在国际上斩获大奖,您也曾经为了保护滇金丝猴的栖息地奔走发声。您和滇金丝猴的渊源起于何处?

1990年,我成为中央电视台《动物世界》栏目的摄影师,在昆明动物研究所拍摄人工饲养环境下的懒猴。在拍摄过程中,我碰到了当时也在那里工作的龙勇诚*。那会儿他应该是刚转向研究滇金丝猴,他就问我,你怎么不去拍滇金丝猴呀?我说,等有一天我能自己决定去拍什么物种的时候,我绝对第一个就去拍滇金丝猴。

注:

龙勇诚,曾任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副教授,是中国最早开展滇金丝猴野外研究的科学家之一,长期致力于野外寻找、研究和保护中国特有的野生动物滇金丝猴,用了近三十年时间来研究和保护世界濒危野生动物滇金丝猴,使滇金丝猴由最少时的1700余只增加到3500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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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刚满月的小滇金丝猴随母亲一起飞跃(摄影:奚志农)

我始终有一个想法——如果说云南是一个动物王国的话,那滇金丝猴就是这里的国王,因为它们的栖息地很高,有一种居高临下的王者气势,而且滇金丝猴公猴的气质又是那么高贵优雅,最重要的一点是,它们是中国独有的,不像亚洲象和绿孔雀,除了我们云南,在东南亚也都有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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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金丝猴母子(摄影:奚志农)

然而在那之前,对于云南的野生动物,大部分人可能只知道大象,并不知道在滇西北亚寒带高山针叶林地区,生活着滇金丝猴这样美丽的物种。因此我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有这种神奇的生物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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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金丝猴(摄影:奚志农)

Q:您拍摄的《追寻滇金丝猴》纪录片在2001年自然银幕电影节上获奖,也是中国摄影师第一次获得该奖。您是如何一步步筹划拍摄这部纪录片的?

在自然纪录片这个领域,尽管中国这些年发展得很快,有很多独立制作团队出品了很棒的片子,但在当时这还是一个比较冷僻的拍摄类型,早年拍摄自然纪录片的导演和摄影师也都是自己摸索,没有学习和借鉴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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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找寻滇金丝猴踪迹的奚志农(来源:野性中国)

1992年,我到了云南省林业厅,有了自己的设备,我觉得时机成熟,我得去拍滇金丝猴了。但那个时候哪敢奢望自己去完成一部纪录片的拍摄,只是想着我要拍到尽可能多的滇金丝猴的画面。

在摄影方面我没有受过系统的科班训练,凡事都得靠自己慢慢摸索,对片子的很多感觉和概念都来自于之前在《动物世界》节目积累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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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白马雪山拍摄滇金丝猴的奚志农(来源:野性中国)

1999年,我们有了新的设备之后,又补拍了大量的滇金丝猴素材,还补上了采访部分。正儿八经的纪录片《追寻滇金丝猴》,是在2002年才最终成形的,距离1992年开始拍摄已经都是十年以后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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奚志农拍摄的《幸存者——滇金丝猴》2001年在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获国际野生生物摄影年赛“濒危物种”单项大奖,是中国摄影师首次获此殊荣

后来这部纪录片在英国布里斯托尔举办的自然银幕电影节(Wildscreen Film Festival)上获奖,尽管当时的拍摄和制作水准距离国际水平还有比较大的差距,但是我觉得我们是用中国大地上这种独特生物的魅力,以及中国在野生动物保护方面付出的努力,来征服评委和观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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奚志农与妻子史立红在2002年自然银幕电影节颁奖仪式上(来源:野性中国)

Q:您曾经为了保护滇金丝猴的栖息地给中央谏言,有很多人称您为“环保斗士”,您自己认同这个称号吗?

其实我特别不愿意听到的一个称呼就是“环保主义者”。我始终认为人天生就应该是自然友好的,不需要成为所谓的“环保主义者”。

“斗士”听上去火药味有点浓,但我觉得当年这样的行为可能更多是出于一种“本能”。作为一个普通百姓,我当时只能通过有限的渠道去发声——去找保护办的负责人,去找林业厅厅长,去联系几个云南的媒体朋友帮忙,反正能想的办法我都已经想过了,仅此而已。

但到了现在这个时代,整个信息的传播模式已经和当年完全不同了,自媒体的影响力甚至有时候超越了传统媒体。

多亏有了技术的进步,有了微博、微信公众号这样发达的信息传播渠道,我们每一名普通公众都可以成为影像的记录者,可以成为公民科学家,可以成为公民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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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摄雪豹的奚志农(来源:野性中国)

Q:您1996年进入《东方时空》栏目组,1997年的时候以记者的身份去拍摄藏羚羊。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

我进入《东方时空》的那个年代,已经有了《焦点访谈》和《新闻调查》,有条件深入地做一些野生动物相关的调查。

但我没在那些栏目,我所在的《东方时空》是一个人物节目,这也让我觉得自己作为一个野生动物摄影师,有些英雄无用之地。所以我就和制片人讨论,是不是我们也可以采访一些和野生动物研究保护相关的人物,这样就能发挥我拍摄野生动物的专长了,但苦于一直找不到这样的机会。

而后来和野牦牛队一起去追捕盗猎者,其实不是我们组的节目。我当时得知野牦牛队过一段时间要去巡山,想着我要是也能去采访就好了。于是我就找到《时空报道》的制片人,告诉他说,那些非洲反盗猎的国际新闻,我们只能看看,但其实中国也有一支了不起的反盗猎队伍,就在可可西里,非常值得我们去关注。

我就说服《时空报道》的制片人,让他去我们组借调我。另一边我也跟我们组的人说,你看他们都来找我了,我再捎带个人物节目回来,一举两得多好!

就是这样,我想了各种办法,才创造出这样的一个“曲线救国”的机会,让这次拍摄计划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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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可西里新年阳光下的藏羚羊(摄影:奚志农)

电站、耕作方式改变、裹着毒药的种子、偷猎,这些都是横在绿孔雀头上的刀,这么多致命的因素叠加在一起,绿孔雀在我国哪有不灭绝的道理?

Q:您最近这几年在为保护绿孔雀的生存环境努力。绿孔雀为什么值得我们这么关注呢?

绿孔雀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原生孔雀,和我们在动物园里经常能见到的产自印度、斯里兰卡的蓝孔雀不同,绿孔雀形如它的名字,周身羽毛的颜色以翠绿色为主,非常华丽,颈部和胸部还有鱼鳞状的金绿色羽毛。

事实上绿孔雀就是凤凰的原型之一,在中国古代的很多艺术作品里,都有绿孔雀的形象出现,比如大家熟知的《孔雀东南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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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孔雀(摄影:奚志农)

云南的大江大河,从潞江、澜沧江、金沙江到红河,历史上一直都有绿孔雀存在,但十几年前关注的人很少,像我以前甚至都不屑于去拍绿孔雀,因为在我的印象里绿孔雀在云南应该是遍地走的。但谁知道,我在2000年不经意拍摄到绿孔雀的照片之后,绿孔雀在很长一段时间几乎再也没有在公众视线里出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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奚志农2000年拍摄到的绿孔雀雌鸟

人类活动使得绿孔雀栖息地碎片化日趋严重,最新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国现存野生绿孔雀的种群数量已经不到500只了。这些年我也一直在自责,我觉得这是在云南成长起来的动物摄影师的失职。

Q:自然之友环保公益组织在2017年向法院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把红河戛洒江一级水电站的建设方告上了法庭,因为工程建设地同时也是绿孔雀重要的栖息地,工程目前已经停工。

这起绿孔雀栖息地保护案,也让绿孔雀进入了大众视线。在这起案件里,我们如何权衡绿孔雀的生态效益和水电站的经济利益?

当时环保部组织了一次多方会谈——水电公司的人,地方政府代表,同时也有我们和其他兄弟组织。

会上我就问水电公司的负责人:这样一个电站,在你们整个集团一年的建设规模里,占多大的比例?负责人回答我:这个比例可能是微不足道的。

确实,对于那么大的水电公司来说,装机量二十七万千瓦这么小的一个项目,对他们来说无足轻重,这是多年前就划分给他们的片区,建或不建对他们来说没有那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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戛洒江一级水电站施工现场。2020年,“绿孔雀案”有了终审结果——法院要求建设方停止建设水电站,不得截留蓄水,不得对该水电站淹没区内植被进行砍伐(摄影:奚志农)

然后我就追问:这块地方,对于你们水电公司来说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项目,但对于一个国家数量不到500只的物种,却是它们在这里面积最大、最完整的栖息地,孰重孰轻?

电站、耕作方式改变、裹着毒药的种子、偷猎,这些都是横在绿孔雀头上的刀。这么多致命的因素叠加在一起,让它们在西南的主要分布地基本都消失殆尽了,就剩红河流域一带还有幸存,就是因为红河似乎没有那么大的开发价值。如果现在红河流域也不能幸免的话,绿孔雀在我国哪有不灭绝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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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绿孔雀飞过因开矿而被破坏的山体(摄影:奚志农)

Q:除了数量稀少外,绿孔雀这个物种在生态上有什么意义吗?

每个原生物种都有它所处的生态位,都有它在一个生态系统里存在的意义。但保护绿孔雀更重要的意义,在于通过保护它来保护它所处的河谷生态系统。

绿孔雀最核心的栖息地是热带雨林的干热河谷地区,这里同时也是许多其他林栖动物生存的乐园,包括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颈长尾雉,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原鸡、白鹇、白腹锦鸡、猕猴、鬣羚,以及国家一级保护植物陈氏苏铁、珍贵的兰科植物等等。

所以对它们的保护就像给这片河谷生态系统撑起一把伞,在绿孔雀得到庇护的的同时,这里众多的野生动植物也能受到很好地护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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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孔雀(来源:野性中国绿孔雀纪录片)

我努力追求了快40年的事业到了今天,突然变成如此热门,如此受到高度重视,但我们在一些社会基础层面的匹配却还没有跟上,比如学校的教育体系,其实一直以来这一块内容是缺位的。

Q:这几年我们国家把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一个非常高的层面,尤其在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很多年轻人参与环保的热情都非常高涨。面对环境问题,您觉得我们是不是已经迎来了一个黄金时代?

因为疫情,国家把野生动物保护上升到了一个非常高度,整个社会对野生动物的关注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高。我努力追求了快40年的事业到了今天,突然变成如此热门,如此受到高度重视,首先这肯定是件前所未有的大好事。

但另一方面,我们在一些社会基础层面的匹配却还没有跟上,比如学校的教育体系,其实一直以来这一块内容是缺位的。中国的孩子离自然很远,普遍都有“自然缺失症”。一些大城市的学校把传统意义上的春游、秋游都取消了,甚至一些学校规定学生在课间休息时间都不许出教学楼,这是多么可悲啊。

当然了,现在课外时间不许补课了,听起来这似乎是一个好消息,那我们的孩子是不是能有更多的机会去接触自然,去自然课堂中读大自然这本书了呢?

我衷心希望我们的教育体系在这方面能有一些改变,哪怕是先从认识城市以及校园里面的自然开始。我也建议学校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成立一些兴趣小组,比如昆虫兴趣小组、观鸟兴趣小组、自然摄影兴趣小组等等,往这方面去做一些探索和努力。这对孩子们的身心健康,对他们世界观的养成、对于美的感知,都是功德无量的一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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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野性中国)

Q:拍照在当下似乎是件门槛很低的事,几乎人人都有手机,随时随地都可以拍摄照片和视频。您觉得借助影像的手段保护自然,在现在还有意义吗?

确实,现在似乎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民摄影的时代,我们有数十万的拍鸟大军,小朋友们都会用手机拍照,有的家长还会给孩子买相机和长镜头去拍鸟、拍昆虫,而且现在的互联网越来越发达,影像传播也变得越来越方便。

但另一方面,我们的影像内容还远远不够。中国有着如此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有着那么多独特的自然景观和奇特的野生动物,但我们还远不能把这些精彩的内容都发现和记录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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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野性中国)

当然了,我也感到很欣慰。我们和《中国国家地理》一起合办“中国野生生物影像年赛”,我每年都能发现很多好片子,而且我们有越来越多的公众、团体以及专业机构在努力拍摄自然,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势头。

Q:这一次在云南召开的生物多样性大会,对于大众环保意识的提升,散发出怎样的信号?

如果不是因为疫情,这将会是一个好几万人的大会,全世界的人都会到我们昆明来。尽管最后没有形成这样的一个规模,但是昆明的街头有那么多野生动物的形象出现,政府部门、民间机构以及普罗大众都在为野生动物保护发力,所有的新闻媒体都在讨论生物多样性,今天说绿孔雀,明天说滇金丝猴,后天说云南的某一种植物或者两栖动物,这样的局面在过去是想都不敢想象的。在过去,野生动物保护不就是林业局的事情吗?跟别的行政部门有什么关系,跟老百姓又有什么关系?

所以说,这肯定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而且这样的窗口一旦打开,就不容易关上了。我也特别希望我们的教育系统能把这扇窗打得更开、更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