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村里，大家都喊父亲“毕头”。我至今不知道这称呼源于何处，却清楚地看见了它的归处。

2025年3月，浙江师范大学医学院的老师打来电话，说：“你爸做‘无言之师’已满五年，正式退休。你什么时候有空过来一趟，一起办理后事？”无言之师，即医学院的大体老师。时间像被风掀过的日历，一眨眼，他便从我身边走到了实验台旁“任教”五年。

记忆的时针拨回上世纪70年代末，我即将读小学。那时的父亲和别的庄稼人不一样：人家在田里弯腰插秧，他却在屋里低头啃书。他报了浙江中医药大学的函授，订了成摞的书籍杂志。他常常手握书本、摇头晃脑，口中念念有词：“远志气温，能驱惊悸，安神镇心，令人多记；甘遂苦寒，破症消痰，面浮蛊胀，利水能安……”后来才知道，那是明代龚廷贤的《药性歌括四百味》中的远志和甘遂两位中药材。村人笑他“毕头读书读傻了，山地不种菜，地里不插秧”。我难过地问父亲：“读书有什么用？”父亲拍拍我的头：“书中自有千钟粟。”村人看不起病，他便义务开方，大家渐渐改口叫他“毕头医师”。村里的孩子们编了童谣唱：“麻黄汤呀桂枝汤，毕头开个小药方。”书页翻动之间，他把“傻”读成了“善”。

转眼到了80年代，我已上小学。村里兴起盖新房，父亲却忙着读电视大学——电视里的老师、案头的逻辑学与法律书成了他新的庄稼。背后又有人说他“疯了”。我再次红了眼眶：“老爸，读书到底有什么用？”他依旧笑得温和：“书中自有黄金屋。”后来，他用一纸诉状、几句法理，替人讨回了公道。大家又敬称他“毕头状师”：“有冤枉委屈事，找毕头写状词。”从药香到墨香，他不仅关心人身疾病，更关注人间正道。

80年代中后期，父亲成为村里第一个踏上去上海列车的人。临行前，他摸摸我的脑袋：“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春节一过，他便领着一批又一批老乡奔赴黄浦江畔。村里人遇到打工难题，总说一句：“问问毕头这个老法师。”火车鸣笛声里，他把“走出去”的种子种进了故乡的年轮。

90年代，我们全家在上海团聚。我大学毕业那年，父亲劝我执教。他说：“60年代我念过农业师范，本来可以当老师，可学校因‘学工学农’停办，这是我终生的遗憾。”我遂执起教鞭。彼时父亲又迷上了股票、期货，每晚七点必看新闻联播，笑称“在家能知天下事”。屏幕的蓝光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也把他的世界拓得很宽。

2015年，父亲说自己老了，要“落叶归根”。回到老家后，乡亲们常对我们感叹：“你爸有钱不晓得享福，修路他带头捐款，建祠堂也带头捐款……”我心疼地问父亲：“为什么这么做？”他摆摆手：“你们负责赚钱，我负责花钱，总得给老家做点小事。”一句话，把“落叶”铺成了一条回家的路。

2020年，父亲被确诊为胃癌，身体一日瘦过一日。我试探着问：“要不要试试我学的西方临终关怀？”他虚弱地笑：“看在你好学的份上，那就试试。”那是我第一次笨拙地用临终关怀知识陪伴父亲生命走向终点。谈到“活着的意义”，他一字一句地说：“活着为国家，死了为社会。”临终前，他把祖上医书留给我，又与红十字会签了遗体捐献协议。他说“相信中华文化，这是我们的根；相信医学，为科技做点小小贡献。”于是，他成了医学院学生面前沉默的“无言之师”。

五年倏忽而过，父亲在医学院“退休”了。姐姐和我决定将他的骨灰安放在浙江师范大学医学院的苍松翠柏之间，墓碑上刻着：“活着为国家宁行有实之事，逝去为社会愿做无名之师”，横批“甘遂远志”——甘遂破积行水，但行好事；远志安神益智，安心读书，正是父亲一生的缩影。

爸，我终于明白：毕头的出处已无从考证，可它的归处就在这块墓碑，在我每一次毕恭毕敬的低头鞠躬的缝隙里；就在您毕生示范的那头“孺子牛”的背影里；也在不远的未来攻克癌症的春风秋雨里——校园里春风拂面，吹得书页“毕毕”作响；秋雨萧飒，落叶又轻轻“头头”叩地，那就是你在暗处点头——我相信，第一个听见的，一定是离医学院最近的你。